点击下方名片，关注我们↓↓↓《围城》这本绝妙奇书我看过不下十遍（节选）余光中钱锺书乃二十世纪中国之大学者兼名作家，不但于文、史、哲三者之经典有广博而深邃之研究，而且于中西诗学之融贯尤有贡献，抑且才华洋溢，更发为文学之名家，用流畅而幽默之白话写出小品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各一部，产量不多，但成就不俗。钱氏学富才高，毕竟以学为先，行有余力兼事创作，乃厚积之薄发，是以笔下之小品文实为学者散文，而所作之小说，《人·兽·鬼》与《围城》，亦以散文家之笔法益以戏剧家之对话，来刻画人物，讽喻世情，活泼生动，堪比英国十八世纪之菲尔丁与十九世纪之王尔德。钱氏说故事之风格又似《唐璜》作者拜伦，夹叙夹议，锦心绣口，实乃引人入胜之说书人。至于文体，则钱氏各体皆擅：文言、白话、俚调、西语，莫不惟妙惟肖，实为无施而不宜之“戏拟家”(parodist)。是以钱氏于治学之余，游于创作，实集散文家、文体家、戏拟家、讽刺家于一身，为“五四”以来所仅见。可惜的是第二部小说《百合心》徒悬于意园神楼，无以问世。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家里，才学并高者，应推钱锺书第一。才气能与他相比的，倒有几位，学问能与他并胜的，就很难找了。他的渊博兼通古今中外：《管锥编》包罗了文、史、哲三门；《谈艺录》与《宋诗选注》于诗学探讨极深，前者尤其是中西逢源的比较文学，为传统诗话开拓了新疆。钱氏家学渊源，父亲是国学名家钱基博；加以西学不但深邃，更通数国语言，便于旁征博引。但是他对“新学”，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并不佩服，尤其不屑新诗，所以用白话来创作时，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单薄的小品文集，却从不写新诗。这和民初的许多名家，包括胡适、周作人、冰心、朱自清、梁实秋等人，年轻时都写过新诗，很不相同。钱锺书年轻时和杨绛相恋，写给她的情诗竟是七言律诗，词句更从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化出，足见他一早就深于旧诗而疏远了新诗。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新耳目的就是为钱锺书与张爱玲各辟一章，与鲁迅、茅盾分庭抗礼。……《围城》里有两个新诗人。苏文纨是留法归国的新科博士，研究论文写的是《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她喜欢上浪荡不羁的方鸿渐，有意委身而不获青睐，后来竟嫁给也是诗人的曹元朗。追随西方现代派的前卫诗人曹元朗，食洋不化，滥用洋典故，竟然也是无字无来历，令方鸿渐恶心，当然也是钱锺书摆布的。……钱锺书的身份，学者与作家的比重应该是八比二。他的评论洋溢着才情，妙喻不断，不甘株守学术著作的帮规。反之，他的创作字里行间都是学问，畅达的白话后面能感到文言的修养，腹笥的深厚。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学者作家”，但是读张爱玲的小说，不会有这种感觉。一九四七年《围城》出版于上海，很快就引发了不少评论，包括左派的攻讦。我的表姊孙蕴璞叫我一定要读这本奇书。一读之下我眼界大开，原来白话小说不必写得像巴金或茅盾；原来小说家还真能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嘲弄留学生与学府中人还真内行，太好看了，简直是“新儒林外史”。当年《围城》在上海出版，一时轰动，钱氏乘兴又计划写一部小说，书名《百合心》，已成稿两万字；可惜一九四九年夏天他从上海迁去北京，忙乱之中竟失去初稿，扫兴之余，后来也就罢手了。所以他一生的白话创作也就只有一部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一小册小品文集：三种文类都是“独一无一二”(one of a kind)，生不逢辰，注定了只能做鹤立鸡群的名家，而非海纳百川的大家。夏志清破天荒将钱锺书与张爱玲抬举成经典，但纯论小说，张可谓大家，钱仅为名家：张或可攀比简·奥斯汀，钱只好比艾米莉·勃朗特。不过张不能算大学者，而钱却是一代学术重镇，所以“钱学”似乎又重于“张学”了。……《围城》的小说技巧大约可分三种：第一是每章开头常有一段介绍，或交代人物，或设定场合，或纵谈人生，少则数百字，长则逾千言。每章的中段也常有补叙，以为呼应。第二是故事展开时，常有精彩的对话，一方面有助于刻画人物，一方面如闻其声，促进叙事的临场感，总之把读者变成了听众、观众。第三则是正面叙事，除外在的动作，还交代内在的心情，但在叙事与描写之中仍穿插议论。由此看来，《围城》的叙事近于“全知”的观点，作者不但知道方鸿渐内心的起伏变化，也随时可以出入苏文绒或唐晓芙的内心。对话的部分固然有戏剧的生动，具临场感，但是往往文采出众，口才太好，似乎刻意炫耀，不像随口说出：显然是大学者大才子钱锺书才情过剩，不甘丽质自弃，于是编排给人物去说的，却又说得如此语妙天下，而且针锋相对。王尔德喜剧里的台词正是如此。例如苏文纨的婚礼赵辛楣送了花篮，方鸿渐问送了什么花，赵辛楣说：“反正吩咐花店送就是了，管它是什么花。”方鸿渐竟大发议论说：“应当是杏花，表示你爱她，她不爱你；还有水仙，表示她心肠太硬；外加艾草，表示你为了她终身痛苦。另外要配上石竹花来加重这含义的力量。”鸿渐与辛楣这一对难兄难弟，从情敌的对立变成失恋的相怜，那种喜剧的跌宕生姿，是钱氏笔下创造的绝配，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绝招。不过好友之间的闲聊竟然转弯抹角，要祭出如此的学问，动用这般的修辞，还是才子的逞能，不是小说家的本分。在这方面，张爱玲就显得比较“专业”。因此我觉得，钱锺书是以散文家的笔法来写小说，以讽刺家的冷眼旁观世界，对待爱情。他的风格其实相当十八世纪，有斯威夫特与薄柏之风，称得上是一位奥古斯都(Augustan)。《围城》最好看的部分是每章的起头跟其后穿插呼应的夹叙夹议。其议并非正规的说理，而是富于理趣甚至情趣的，因对话、动作、心情而起的诠释。短一点的一闪而逝，有如妙想联翩旋生旋灭的水泡，钱氏一向惯于挥霍。长的因字生字，因句引句，风行水上，自然成纹，乃是学富才高的自然产品，往往就成了可以独立观赏的小品文。……钱锺书的小说风格和这些画家大不相同，但是他的人物刻画，最精彩、最生动、最富喜剧感的场合，却可比画家的群像。安排群像最方便也是最热闹的场合，就是把浮华世界的男男女女——往往是痴男怨女——聚在同一宴席的四周。王尔德的喜剧也惯用如此的招数，不过西洋的茶会酒宴流动性较大，不像中式那样围住餐桌团团坐定。《围城》里最有趣的高潮场面，便是第三章情敌摆下的鸿门宴和第七章同事张罗的相亲宴。鸿门宴的主人是赵辛楣，典型的留美博士，苦追才女留法博士苏文纨不遂，误会游学无成的浪子方鸿渐是碍事的情敌，请来的两位陪客是空头哲学家褚慎明、旧诗才子董斜川，好当众考验方鸿渐自称修过的哲学与诗学。方鸿渐果然经不起考，强喝罚酒又无量，竟至呕吐。主人正自庆胜利，不料苏文纨却自动用私家车送狼狈的输家回家。席间的谈吐虽然只为戏谑，但厚积薄发，也只有钱锺书的才学始能驱遣，茅盾的《子夜》就不能为功。相亲宴的主人汪处厚，是湖南三闾大学中文系的主任。他的太太在穷乡僻壤的校园闷得发慌，好心要为教育系讲师范小姐和外文系刘主任的妹妹刘小姐做媒，正好新来的赵辛楣和方鸿渐都是单身，便在家中设宴，来为计划中的两对撮合。辛楣与鸿渐好奇赴宴，才发现浪漫的红线所牵，原来是自作多情的范小姐和平凡自卑的刘小姐，只好抑下失望，勉强维持礼貌，却对美丽而率性的女主人十分惊艳。席间高校长不速闯来，因拟行道师制并禁止教授宿舍赌博，引起争执，为女主人所不满。席终两位单身教授碍于礼貌，不得不送两位女客回家。一路上范小姐借故要支开另一对，好单独与赵辛楣亲近；两绅士却联合阵线，见招拆招，务必不让范小姐得逞，真正令人绝倒。前后两宴一共包括十二个人物，喜剧的效果，无论是叙事、描写、对话还是议论，都饱满无憾，达到讽刺小说的至境。相亲宴前面一连三整页对汪处厚的出场介绍，本身就是绝妙小品。如此生动的宴会场面，在《人·兽·鬼》的《猫》一篇里还有一场，若要认真析论，恐得另写专文。《猫》长达五十多页，几乎要赶上《倾城之恋》，颇近中篇了。全篇的高潮占了一半的篇幅：文化界的名流在美丽的女主人诱召之下，高谈阔论，舌灿莲花，也是在杯箸之间。主人李建侯是民初的遗少，有闲有钱。女主人爱默是北京有名的美人，李府的邀宴总是北京名流向往的盛会。据说这一对影射的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女主人显然对得上，男主人可谬以千里。来宾八人，出场依次是马用中、袁友春、陆伯麟、郑须溪、赵玉山、曹世昌、傅聚卿、陈侠君。每人出场，作者都有一段介绍，短则半页，例如马用中，长则两页，例如赵玉山，都是行云流水，举重若轻的妙文，议论酣畅时如老练的杂文，描摹传神时又像夸张的漫画：足证钱锺书真是层出不穷的散文家。例如写袁友春的这段：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说的显然就是林语堂。这么昭彰的漫画瞒得了谁呢？偏偏在《人·兽·鬼》的自序里，作者又郑重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假如谁要顶让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这岂不是“此地无银”吗？再举一例：“陆伯麟，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这是作者的旁白。不久作者又借陈侠君之口说：“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伯老，得罪得罪！”无可置疑，指的就是周作人了。“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醉心……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弟兄，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氓经验……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因为地位关系，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客人往来，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他的‘小朋友们’。”这一段该是沈从文了。至于赵玉山，铁证如山，一看便知是赵元任。早在《写在人生边上》的《释文盲》一文中，钱氏就已指陈：“有一位语言学家说：‘文学批评全是些废话，只有一个个字的形义音韵，才有确实性’……假如苍蝇认得字，他对文学一定和那位语言学家看法相同。眼睛生得小，视界想来不会远，看诗文只见一个个字，看人物只见一个个汗毛孔。”在《猫》这篇小说里，作者是这么介绍赵玉山的：“西装而头发剃光的是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这机关里雇用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编辑精博的研究报告。最有名的一种，《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书刊中误字统计》，就是赵玉山定的题目。据说这题目一辈子做不完，最足以培养学术探讨的耐久精神。他常宣称：‘发现一个误字的价值不亚于哥伦布的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是否也认为发现新大陆并不亚于发现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玉山同意。”这一番话，加上作者又提到赵玉山如何惧内，并花了近千字形容，更证实了此人必为赵元任。……小说家钱锺书也是讽刺家，眼中的人性多为负面，而处理种种负面的手法，有时是幽默，但更常见的是讥嘲。读《围城》不像看它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小说家钱锺书往往不甘隐身幕后，忍不住会从旁指指点点，像是说书人。说书人太有个性，太有趣了，就算他借题发挥，暂时把故事搁在一边，我们也乐得姑妄听之，因为太好听了。……不过菲尔丁对人性仍具信心，对罪人仍较宽厚：他不能容忍的是“作恶”，而非“犯罪”。《围城》中的儒林人物，芸芸众生，林广在他的书评里一言以蔽之，“非愚即诬”。清新可人的唐晓芙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董斜川虽然也略受戏谑，毕竟形象上还是驻外武官，遗少才子，毕竟钱锺书鄙视的只是新诗人，而非与他酬唱的“吾党言诗有癖者也”。至于鸿渐与辛楣这一对难兄难弟，为善无志，作恶无胆，尤其是鸿渐，虽然非愚非诬，却懦弱而苟且，是一灰色人物，也难怪《围城》以喜剧始而以悲剧终。不过说是悲剧，却是言重了：悲剧的主角该是英雄，至少是挣扎求生的志士或君子。钱锺书是讽刺家，首当其冲的是爱情，然后是其苦果——婚姻。《围城》人物的爱情似乎都可笑，而其婚姻似乎都可悲。苏文纨与曹元朗、汪处厚与汪太太、李建侯与爱默、才叔与曼倩，更不用说方鸿渐与孙柔嘉，都不是佳偶。婚姻如围城的巧喻，其实应该分开来看。“城外的人拼命要冲进去”，还是爱情的喜剧；“城里的人拼命要逃出来”，才是婚姻的悲剧。有时候，所谓悲剧也无非闹剧而已。也就难怪，《围城》这本绝妙奇书，我看过不下十遍，总觉前面的七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但是从第八章起，后面的四分之一，懦夫怨妇，家常勃谿，就琐碎不好看，潦倒不忍读了。同样地，《猫》到了喧宾散尽，只留下美丽而寂寞的女主人，也成了反高潮。大学者大才子钱锺书，正如王尔德，只合飞扬跋扈去指点喜剧，家庭的阴郁哀沉不如交给张爱玲去收拾。颇有一些读者觉得，钱氏嘲讽人性，下笔嫌太刻薄。我有时也有此感。醋少可养生，醋多则伤胃。任何时代都应该有一位讽刺家，给我们一面照妖镜，让我们吓一跳，清醒一下。……

原标题：《新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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