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讲述什么故事，我选择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我选择不讲述什么，这些都表达了我是谁，以及我是个怎样的作家。

——盖尔·古德温

小说事件和人物可以源于真实生活，但需要你改头换面。并且，要写得让别人相信这是真的，而不是拼凑出来的故事。“你写哪种小说？”别人不止一次这样问我。“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我反问道。“你写的是那种真实的小说吗？”对方接着又问道。这种问题总是让我难以回应。我会支吾一阵，然后给出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答案：有时候，我所写的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但是，这样的回答好像是说，我是个写心灵告白的写作者。也有人会问我，我创作的故事里是否有自传成分。我并不介意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与前面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我写的是不是真实的小说，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局促不安。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在某些人看来，相比从未发生的事情，真实的事情——真实生活中的人真正经历过的事情——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有时候人们想要了解事情的真实经过，是因为将经验转化为小说的过程让他们兴趣盎然。我认为这种兴趣合情合理。曾经有人对我说，她不相信有自传式小说存在，因为如果一部作品不是完全出于想象，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这种说法之荒诞，我想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小说优秀与否，取决于作者的感知力和观察力，而不是材料的来源。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质疑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他们认为，自传式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写作者想象力的不足。或者认为，此类写作者只能创作“一部优秀作品”，一旦完成自传式写作，他们就会耗尽自己的创造力，从此籍籍无名，再无作品问世。这种态度透露着一种自鸣得意。发表此类言论的人实际上是说：首先，“自传式写作不是真正的写作”；其次，“我才是真正的作家。要想当个真正的作家，就得像我一样写作。就是说，要从我那高人一等、不受约束的想象力出发来写作！”如果作家的处女作具有自传性质，与其他作家相比，他们在创作第二部作品时往往会遇到更多困难，这或许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任何作家的第二部作品都会遭遇困难。我曾听说，几乎半数作家在处女作完成后再没出版过新的作品。的确，作家们的处女作往往倾向于自传——标准的成长小说。如果作品里的青少年主人公愤世嫉俗，评论家会不约而同地拿《麦田里的守望者》与之对比。哪个青少年不这样呢？我敢肯定，评论家在评论书中主要人物时，参照最多的一定是霍尔顿·考尔菲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主人公）。不过《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年轻主人公斯科特可能就不在参照之列了。这不足为奇。对成长的描绘是每一位年轻小说家自然而然会进入的领域，在这个已有大量作品的领域里增加自己讲述的关于生命起伏转折的故事，这也无可厚非。对大多数人来说，成长的总体经验也许没有太大差别，但每个人故事中的个性细节总是独一无二的，而优秀小说的根本恰恰在于细节。就我个人而言，在我创作处女作《最后的斯蒂庞克》时，我竭尽全力避免将其写成成长故事。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小说里没有描写我真实的生活经历。《最后的斯蒂庞克》的背景设定在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我在那里度过了高中时代。书中关于南本德的许多细节都源于我的亲身观察。这部作品中有一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名叫洛依斯。这个人物大体上以我的一个朋友为原型。那时，一有人家处理旧货，我俩就结伴去光顾。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旧货处理这样的活动。在真实生活中，我那位朋友有五个孩子；小说中的人物则有两个孩子，而且都跟我朋友的孩子毫无相似之处。小说中的孩子是两个女孩：一个11岁，叫梅格；另一个16岁，叫盖尔。这两个人物的原型分别参照11岁时的我和年长我五岁的哥哥乔纳森。虽然性别完全不同，但是行为很相似。即使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也会将事实做各种拉伸、拓展，作家会对事件进行润色或改头换面，使其符合故事发展或人物塑造的需求。即使最稀奇古怪的故事也往往包含真实生活或自传式的内容。我们需要记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变形总会这样那样地发生。小说创作就是个人经验和想象之间的一场对话。在写作工坊里，我时常让大家就一个故事展开讨论。有时，某些学员会评论说，某个故事片段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我根本不相信，就因为弗兰说迈克尔有口臭，迈克尔竟然就杀了她。”一个学生说。“我也觉得难以置信。”另一个学生附和。班里其他人也在点头。每当这时，我就看向那个故事的作者，看到他脸上得意的神情，我就知道他下面会说什么。“但这就是实情啊！”他说话的时候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诡计得逞。“是不是实情并不重要，”我尽可能耐心地解释，“别人问的问题是‘这能让人相信吗’，作家能够做的辩解中，最糟糕的就是‘这就是实情’这个借口。”某件事情真的发生过，并不意味着因此就能写出优秀的小说。实际上，事件是否真的发生过和小说是否优秀之间没有联系，至少就故事的质量而言是这样。真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如果写出来，会令人难以置信。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一件事的确发生过，就把它排除在自己的创作素材之外。当然，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打造真实的材料，使之符合虚构的小说世界的具体要求。无论创作哪种小说，将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融入其中的途径主要有两种：要么以一件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为基础展开故事创作，要么创作一个基本上源于想象的故事，而把自己的生活片段编织到故事的基本结构中。也许你可以把故事设定在上一个冰河时代，你的主要角色是一头急躁易怒的乳齿象。但是，最重要的是，那头乳齿象咀嚼食物时张大嘴巴，那个样子完全就是模仿你父亲的。这样看来，每一部小说都有真实生活的基础。不让真实生活进入小说创作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小说里的故事跟我们自己毫无关系。下面我要讲述两个自传性的故事。上小学时，我曾在美术课上造了一台时间机器。我宣布，我要把我当时喜欢的一个女孩安·霍尔莫斯送回过去。美术老师告诉同学们这台机器没有用，而我坚持说它有用。全班同学中，有一半人相信老师，另一半人相信我。我想他们相信我的原因是，我言语间显得对自己的发明信心十足，虽然那只不过是一个带有泡沫塑料把手的大纸盒子。终于，机器准备好了，这一天到来了。我把安扶进盒子里，拧了几下把手，然后……安回到了过去。当然，根本不可能。一分钟后，安的声音从盒子里传出来：“我还在这儿。”“不，你不在。”我说。安从盒子里钻出来，宣布：“这个机器没用。”“看见了吧？”老师说。“干得不错啊，白姆利。”我的一个同学说。“白姆利”是我的外号，我姓赫姆利，不知道哪个混蛋起了“白姆利”这个外号来捉弄我。这个词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不知怎么回事，一想起它我就觉得难为情。老师品味着自己的胜利，问同学们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有位名叫托尼·特里姆博的同学举起了手。那天早上他还求我让他做第二个用时间机器回到过去的人，这会儿却成了叛徒。他用四年级男孩那种令人生厌的方式把手挥来挥去，急不可耐。“托尼，你想说什么？”美术老师问。“不要说不真实的事情。”那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理所当然被大家冷落了，那一整年也没有多少人喜欢我。大家都认为，我是个傻瓜。当时，这对我的伤害或许真的很严重。但是现在，我对四年级时的自己满怀骄傲，为我在那个年纪干的其他傻事感到骄傲，比如穿着睡衣去上学，因为我和妈妈打赌不会有事。（ “绅士之赌”，不用钱的，妈妈不鼓励我们赌博。）我坚持认为，我的睡衣看上去和常服一样，的确几乎没人注意到我的睡衣。唯一注意到我穿睡衣的是四年级的数学老师希尔女士，还有她的学生助理。数学测验时，我注意到她们往我这边看，还咯咯地笑。希尔女士把我叫到她的桌前，小声问我：“罗宾，你穿的是睡衣吗？”“不是，希尔女士。”“你确定？”她又问，微微歪着头。“确定，希尔女士。”那时候我不太喜欢希尔女士，但现在我喜欢她。如果她想，她也可以像美术老师一样，在全班人面前羞辱我。但她和美术老师不同，她天生能够欣赏荒谬，其实荒谬距离崇高并不遥远。人们还以为培养我创造能力的人是美术老师，而不是数学老师呢。我假如说，关于我的这两个故事并不是真的。全是假的，从来没发生过，完全没有这回事。没有希尔女士这个人。而且我的美术老师认为我是毕加索。但是，故事不曾发生过，这重要吗？要问的问题不是“故事真的发生过吗”，而是“故事能令人信服吗”。重要的是，假如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会怎样，假如这与那些真实的事情有一些联系会怎样。所以当一个作家的作品面临质疑时，“但这就是实情”是一个糟糕的辩解。如果读上去不可信，那就别理它了。我是不会被这样的故事打动的。好吧，我得承认世上有简单的好奇心这种东西存在。因此，让我来告诉你这些故事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两个故事都发生过，和我讲的几乎一模一样。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几乎”。虚构之处在于我使用的细节。希尔女士的确是我四年级的老师，我也的确穿着睡衣去了学校，那场对话的方式很大程度上正如我前面所讲的一样。当然，我不能给对话里的每个字做担保。如果我准备写关于睡衣事件的短篇小说，我还会编出更多细节，增强其可信度。我会告诉你睡衣的款式。我的睡衣是用某种粗布材料缝制的，而不是你们的睡衣常用的那种丝缎，上衣也许还有个领子。美术老师那件事也是真的。我认为安·霍尔莫斯就是我送回过去的同学，虽然我没那么确定。这没关系。假设就是安·霍尔莫斯。那段对话当然是我编的，不过有些表达可能与当时的原话很相似。没有托尼·特里姆博这个人，但有个托尼·特恩布，希望他现在还健在。托尼是我二年级到五年级时的朋友，后来我家就搬走了。那时我的外号确实是白姆利，想起这个令人憎恨的名字，我就感到一种奇怪的刺痛。在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自己在四年级时的情感经历都是真实的。故事的情感要真实，这比传统意义上的“诚实地讲故事”重要一百倍。当时间机器的展示失败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叫我白姆利。但故事写到这一刻时，“白姆利”这个外号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在小说创作中，不仅细节重要，联想也很重要。不仅仅是小说家，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有联想丰富的大脑。一个事件唤起另一个事件。在我们用来进行小说创作的素材库中，总有一些是把两个真实的细节（两件在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或是基于真实生活的观察）关联在一起，哪怕两件事的实际发生时间间隔数月，甚至数年。这个过程也是小说创作的一部分：确定事件的先后顺序。因此，不必真实，却仍是诚实的；不必是事实，却仍可以令人信服。但是要记住我说过的有关可信度的问题。我说上面的故事的确发生过，这也许只是为了让你相信我。也许托尼·特里姆博和托尼·特恩布一样，都是我虚构的人物。也许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骗人精，需要心理治疗。也许。我可不会告诉你答案。我不是想要让你灰心丧气，或是向你炫耀我多么聪明，我只是想要表达一个意思。盖尔·古德温有一篇文章，名为“成为作家”。其中，她记录了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形成性经验，并且分析了这些经验如何影响了她的小说创作。在文章结尾，她写道：这里关于我如何逐渐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记录是真实的。但同时，其中也充满谎言，很多谎言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些都是真的：除了我，谁也写不出这个。我选择讲述什么故事，我选择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我选择不讲述什么，这些都表达了我是谁，以及我是个怎样的作家。

本文节选自《从生活到小说》，罗宾·赫姆利 著，版权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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