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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论写作

1.作家就是观察者，当然这个观察者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去观察的，需要有一定的训练，要有足够的敏感性，需要有一定的聪明。当然，也需要有学识。你对于这个现场、现实有没有非常切己的观察，这是区别好的文学和不好的文学的关键。

2.对社会上发生的重要的事情作家们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洞见可能还比不上某些官员网上公布情书。我们如果跟生活的那种非常具体的关系切断了，这个作家的生命就基本结束了。这种现象不是一个半个，而是普遍发生在中国当下的作家身上。

3.我在写作中找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规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管用。也是海明威讲过的，每天写到顺畅的时候，就要停笔。我觉得这是他教给我们作家最好的经验，也是写长篇的一个重要的体会。我估计有经验的作家，比如马原，都有这样的感受：写到感觉好写的时候,停下来。这样第二天，你的感觉会延续下去，一坐在那里,你就知道该写什么，你的信心可以得到不停的鼓励。如果你写不下去的时候停下来那就完了，可能一停就是十几天。

4.中国传统文学里讲到“人情”的地方,都是很美的。一个人坏，坏得有道理，就不讨人厌，一个人好，也是好得有道理在，一个人“色”,也是有他自己的道理。整个《红楼梦》就是一个“人情”，满纸生辉。看了《金瓶梅》，这种感觉更加深刻，里面的人写得好啊，妙得不得了。

5．恢复写作的自由心态非常重要。我有个优势，我一直都把自己看成个普通人。很多人早就把自己架起来了。一个小说家要觉得自己是大师了，也基本就完了。一定要有普通人的感情，这才会了解别人的感情。

6.写作当然可以教。对于作家来说，最重要的第一是天分，第二还是天分。如果没有天分，怎么教都教不出来。但问题是有了天分，也远远不够。诗人也许靠天分还能作上几年，小说家你开玩笑。小说家就像个木匠，你得把这个桌子给我做出来，基本的工具你都得教给他，要不然打不起来。小说复杂得不得了，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得老师教了，得让他读书，让他有修养。当然自学也可以。

7.年轻人最缺乏的就是经验，就想扬长避短，所以老是想在哲学方面、结构方面、写作方式方法做一些尝试。当然今天看起来也很重要。但总体上，我的想法已经变了。今天我觉得文学的命脉，还在于细节。如果你不能把读者直接带进去，不能提供那么多的细节让大家信以为真，细节的质感不够结实，文学还是会失败的。这是很要命的。

8.很多人看待整个的文学版图，会考虑有多少人写书，多少人坚持。这其实很难说。我觉得一个时代不需要那么多好作家。当然19世纪后期是个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但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你看看中国清代之前，有时一两年出一个作家，有时两三百年才出一个，没关系。他什么时候出来你也不知道。我觉得不需要像工厂一样批量生产，当然也生产不出来。

9.写小说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是最笨的方法。比如说改革开放三十年，去查资料每年发生什么事，然后塑造几个典型人物，用这些人物代表这个时代。这是最烂的，最不好的写法。第二个写法呢，把这三十年的经历变成情感，把握这种情感，就会变得真实的多。你真的要概括这个时代很危险。但如果把情感把握住了，就会大致准确。这是第二种写法。我觉得最难的、也是最有挑战性的是第三种，就是去写人的精神状态。后两种方法我都会用，反正我不会采用第一种。

11.一个作家对于自己的不朽与否千万不要去想很多。这个不是你的事，你想也没有用。我们今天的作家，特别喜欢这些东西，喜欢各种奖、名声，在批评家笔下的地位怎么样。这在我看来是很可笑，你用人力去干预一个本来根本干预不了的事情。你死后影响再大跟你有关系吗？没关系。

12.我觉得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模仿是很好的方法。要知道，从根本上来说，模仿和借鉴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无论怎么模仿，你也没法跟别人完全一样。如果你写得跟别人完全一样，那就是抄袭了。如今流传下来的兰亭序的临摹作品，虽有王羲之的笔意，但毫无疑问都具有独立的价值。绝对的独创性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作品都会和其他作品构成互文关系。我们所说的原创性，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看法，实际上是通过对材料的组织和使用，来表达自己独异的经验。

（根据格非的各种访谈整理而得）

格非：十五岁出门远行

口述：格非整理：吴虹飞

我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在过去的一个偶然的瞬间，我被时尚的潮流抛在了一边，像一条鱼被波浪掀在了河岸上。我凭借回忆和想像生活在过去。

在雨中我感到快慰……

———格非《夜郎之行》

01.差点当了木匠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

1980年夏天，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化学和物理都没有超过40分。母亲决意让我去当木匠。

当时木匠还是个很让人羡慕的职业。我们当地有很多有名的木匠，但我母亲请不到，她请了家里的一个亲戚。这个木匠因着自己是学手艺的，觉得自己特别牛，很是凶悍。他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笨手笨脚的，学不出来的，我要是打他你会舍得吗？母亲只得说，你打吧。我很不喜欢这个跷着腿坐在木椅上的人———我和他无怨无仇，他为什么要打我？我就对母亲说，我要考大学，而且要考重点大学。母亲睁大了眼睛，孩子，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你连门都没有摸到呢，你要是考上大学，我们都要笑死了。

就在我灰了心，要去当木匠学徒的时候，一个镇上的小学老师，姓翟，敲开了我家的门。他与我非亲非故，素不相识。我至今仍然不知他是如何挨家挨户寻访到我们村的。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夜已经很深，大家都睡了。他戴着草帽，站在门外，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他劈头就说，你想不想读谏壁中学———那是我们当地最好的中学，我当然是很愿意的，他说他可以把我引荐给那里的他的一位朋友。

当我拿着翟老师的亲笔信到了谏壁中学，他的那位朋友却告诉我，语文、数学必须拿到60分，不然也无法进入补习班。他说，让我看看你的高考成绩单。

在决定命运的时候，我的脑子还算比较清醒。我知道我的成绩根本不能进入这个补习班，我也知道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口袋里的成绩单给他看。于是我说，我把成绩单弄丢了。

“你可以去丹徒县的文教局，你去查一查，把分数抄回来”，他说，给了我一个地址。

县文教局在镇江，青云门六号。在马路边上，我只要随便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就可以回到家，永远地做一个木匠的学徒。可是如果我去镇江的文教局呢？事情结果是一样的，我还是会得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成绩单，还是无法进入谏壁中学，还是要返回家乡，做一个学徒，为我的师傅搓好热毛巾，听任他打骂。

我徘徊了两个小时。镇江对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大城市，它实在太远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以我的性格而言，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不会轻易冒险，不会去做一些我觉得非分的事情。我觉得我90％是要回家的。我根本没有去过镇江。它对于我的家乡而言，是一个大城市，太远了，而且去了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这对我都是无法逾越的理由。但那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鬼使神差地登上了前去镇江的过路车子。

到了县文教局，正好是下班时间，传达室老头冷冷地说，现在下班了，你不能进去。

我想也罢，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呢？在我打算掉头离开的时候，有人叫住了我：小鬼，你有什么事？

我看见两个人，一男一女，往外面走。我说我的高考成绩单丢了，能不能帮我补一下。

男的说，下班了，明天吧。

女的则说，我们还是帮他补办一下吧，反正也不耽误时间。

他们把我带回办公室，帮我查找档案，又问我办这样的成绩单，有什么用处。

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破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等回到家的时候，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都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是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我觉得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02.暴力记忆

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写作中出现暴力，大概和童年是有关的。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了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在我看来，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对于一个小孩子，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不听话，有些老师会打学生的耳光，打手心。我的语文老师，是个苏北人，他说，我不打你，可你知道我怎么惩罚你吗？我会把你的耳朵整个拧下来，让你的血“吧嗒，吧嗒”流到地面上。他就这么说。典型的语言恐怖。

谁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那时的很多电影，如《地道战》等，却似乎把战争喜剧化了。“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很简单，任何人都必须如此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从前当过医生。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个人被一根长长的钢筋穿过了手掌，大家手忙脚乱地把这个人扛到了医院里，心急如焚地问外科医生该怎么办。那个医生正在吃饭，他冷冷地说，怎么办啊？等一等。我先吃饭再说。吃完了，拿一个榔头，“笃笃笃”就敲了出来。敲出来后，他说了两个字：行了。而包扎一类的活就留给了护士。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还不是要一点点地敲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外科大夫。冷酷然而理性，还有一点幽默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死亡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名人，你有很多钱，地位很高，事业很成功，可是你还是要死的呀。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我要死，做一个圣徒和做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托尔斯泰在苦苦思索：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最后他找到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不是真的答案：既然上帝给了我苦难，那么上帝认为我一定可以承受。如此而已。

03.普通人的高妙

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

克尔凯戈尔说过一句话，所有的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所有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性命攸关。

我知道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很多的白领，那些成功人士，过的是完全秩序化、标准化的生活，表面上看很好，谈笑风生，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内心，可能是一片黑暗。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很“闷”，但内心可能是一个诗人，有着大的气度。我偏向喜欢这些人，喜欢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真实、可亲的人。当然，也喜欢那些爱做梦的人。

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好像叫《平人的潇湘》。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订了亲，后来男的去打仗了，一走了无音讯，这个女的就再嫁了。后来这个男的战死了，尸体被送了回来。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她也不是贞节烈妇，因为她改了嫁。最后又来替他收尸，说明她没有忘记人世间的大义。

我相信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心中，会有很高妙的东西。你看一些民工，一个耕地的老农，看起来没有文化，你怎么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呢？他只是不会说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我以前喜欢在作品中建立另外一个秩序，用它来影射生活，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日常生活有很多奥妙，这个奥妙并不需要别样的方法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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