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大地气象

聆听文学情怀

杨志军《雪山大地》

为山乡巨变留影

杨志军

踏上青藏高原的土地，我总会想起父辈们为之奋斗的一生。1949年，我父亲作为大学生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路西进，来到西宁，在一家简陋破旧的马车店里开始创办《青海日报》。母亲则进入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卫生部辖属的卫校，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为青藏高原上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医生。

以后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来到高原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他们和当地人一起投身火热的牧区建设，培养了一批批民族人才，用好日子的愿景鼓舞更多人一起前行和追寻。一个地区从落后到进步的足迹是那样深刻，里面凝聚着父辈们的心血和汗水。他们像高原的花朵一样坚强绽放，这份生命的饱满和韧性让我感动。

父辈们已经远去，我们这一代人也会渐渐老去。我见证了父亲、母亲还有那些把整个人生都托付给青藏高原的人们的故事，也见证了草原牧民的生活变迁。我有义务将这些记录下来，把我的感恩之情讲给这片土地听。以文字保存记忆和历史，为山乡巨变留影，就是我创作《雪山大地》的初衷。

由于父辈的扎根，便有了我们这一代对青藏高原的深厚情感。我曾经不知疲倦地行走在雪山大地的怀抱里，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片草原到另一片草原。还记得第一次近距离看到野牦牛是在通天河左岸的雪线上，20米开外的垭口，它一动不动地望着我。同行的牧人追上来，一把拉住我说：“不要再走啦。”看他疑惧的目光，我才意识到被我发现的不是一头家牦牛。我第一次看到藏野驴跟汽车赛跑也是在雪线附近，并不平坦的草原上，一群浅棕色和白色相间的生灵就在离汽车不远的地方突然扬起了烟尘，它们跑得快速而有序。司机说：“只要汽车停下，它们就不跑了。”果然，他一刹车，野驴群的奔跑便戛然而止。

还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多少年后回想起来，我还能感觉到生活在雪线附近的人和动物那种互相守望的姿态，平静、自信、悠然。《雪山大地》的一部分内容是向读者展示恢复自然生态的可能性，它既是理想的，更是现实的。青藏高原的雪山和冰川，是我国众多大江大河的源头。我在《雪山大地》中不遗余力地描写人与自然的故事。我相信，理想的环境一定是人类、动物和植物共同营造的结果，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是一切生命的需要。

来源：齐鲁晚报　|　曲鹏　　2021年07月21日

因“藏獒三部曲”而被读者熟识的作家杨志军,近日推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新作《最后的农民工》,以青岛为背景,讲述了第一代农民工群体在进入城市过程中的悲欢沉浮。无论是早期的荒原系列、成名期的藏地系列,还是这部新作品,任何转型都改变不了杨志军对人性的思考。他把作家比作一个穿珠子的人,不断把捡到的珠子穿起来,直到再也捡不到或无力捡拾的时候,但无论珠子多么新颖漂亮,都得用线穿起来,这根线就是“人性”。日前,杨志军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访时表示,《最后的农民工》就是一部探索“人”的作品,并将在今后的作品中继续探索下去。除了这篇专访,7月17日在第30届书博会现场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杨志军与嘉宾的对谈也将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

把生活写到实处再去探索“人”的价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最后的农民工》小说构思因何而起?50万字写了多久?

杨志军:一个庞大的人群,支撑着中国乡村的生活,也支撑着每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而文学却对他们视而不见,这是说不过去的。20年前我就想写,但我又相信比我更有资格写这类小说的作家大有人在,就一直没有动笔。另外我也没想好把农民工的生活安放在哪座城市:我从小生活的西宁?还是我正在生活的青岛?或者虚构一个更方便写作的城市?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没有农民工就没有青岛之后,就变得义无反顾了。我对自己的要求首先是把生活写到实处,然后再去探索农民工的价值,也就是“人”的价值。写作还算顺利,用了大约一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据说您未曾体验过农民工的生活,也没有做过深入的采访调查,小说中却有很多细致的描写,比如常发财第一次爬脚手架的感受、揽工桥下的招工场景。把一个农民工群像刻画得如此生动,您是怎样做到的?

杨志军:长期的感同身受和长期的熟悉以及长期的情感积累,是写作这部小说的依据。我19岁时作为工作队成员有过一年多的农村生活,后来当了记者也是一名农牧记者,我有不少曾是农民工的大学同学、朋友、亲戚,也曾跟农民工一起挤在春运的火车上走南闯北,也曾在立交桥下跟他们吃饭聊天,也曾爬过脚手架和上过塔吊的驾驶室,尽管因为恐高而没能上得很高。我跟不计其数的农民工聊过天,打过交道,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想法,知道他们在乡村和城市的巨大落差面前情感发生的种种变化,我能捕捉到农民工复杂的思想、隐秘的心理、表面生活下真实的喜怒哀乐,用不着为了写他们而去专门“体验”,也用不着通过刻意的采访调查去收集素材。我是一草根作家,这样的状态让我跟农民工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在生活层面和精神层面上我都跟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契合,不会高高在上地去俯视和“体验”他们。写他们就是写在我的内心世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那一群人。我爱他们之优如同爱己之优,恨他们之劣如同恨己之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主力军,为国家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书名却为何冠以“最后的”?

杨志军:一是城乡差别缩小的趋势正在改变农民的现状,城乡生活在一个人身上的兼容成了普遍现象,城里有住处,老家有宅基地的人已不在少数。二是进城生活的相对容易和“户口”约束人身自由的相对减弱,增加了农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机会和信心,传统意义上为了进城的义无反顾、破釜沉舟的悲壮,渐渐失去了依据。三是城市工人必须是城里人的传统模式早已经打破,许多大型企业现在都是以农村青年为骨干,如此一来他们就成了拥有技术能力的产业工人,而不再是“农民工”。四是城里人和农民之间在技术、能力、学识、资历、业绩上的差别正在缩小,甚至后者已然超越了前者,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应该是“有工作的人”,而不是“农民”加“工人”的混合体。五是从小说本身出发,人物各个不同的命运都意味着他们对“农民工”的告别,常发财死了,马离农归乡,罩子悔罪而亡,其他人也都生活在奋斗得来的另一个层面上,原始而粗朴的仅靠出卖力气得以支撑的农民工生活正在消退,就算第二代农民工依然会经历父辈们的艰难坎坷,但已不是简单的重复……还有就是作者自己的愿望:满心希望所有进城的农民都不再是“农民工”,而是“城里人”的一份子；满心希望中国辽阔的乡村不再是农民决意突围进城的贫困之地；满心希望他们生活充裕、精神丰满、前途美好,因为正如您说“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主力军”,“农民工”的前途就是中国的前途。

理想主义的反面并不是现实主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小说中“常发财”这个角色,您用墨最多,每章节前的抒情诗《我是一棵树》对应着这个人物的命运走向,为什么给他安排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尾?

杨志军:埋葬是为了永久的思念。他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人,而悲剧的美学意义就在于:美好事物在毁灭之后,活人对他的纪念、留恋、传颂、模仿。他要是活着,无非也就是个房地产大亨的丈夫。他用死亡带给了读者一个巨大的遗憾,我们填补遗憾的方法,就是感觉他的存在。永远活着的理由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对付出的认同,付出多少人们就能记住多少,付出生命,人们就会记住你曾经生龙活虎过的生命。常发财是我对“人”的标杆式塑造,让他用死亡唤醒人们在精神道德上的迷失,是一个道德启蒙主义者的必由之路,真正的精神导师都是肉体的牺牲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小说中的翠莲、马离农,虽然已经是事实上的城里人,但最终又回到了乡村,种苹果、养兰花。这是您心目中农民工最理想的归宿吗?

杨志军:不,不论是离开乡村,还是回归乡村,都不是。最理想的归宿应该是自由和幸福。没有经济条件,就谈不上自由,或者说贫困是自由的牢笼。但自由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幸福,一个人的最佳状态应该是:自由着也幸福着。苹果和兰花都是象征,前者象征物质,后者象征精神。所谓精神就是毫无实用价值却珍贵无比,它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而境界决定档次。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金钱地位、官职级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诱人的香气,香气决定你的存在:在你全然没用的时候别人还在追随你,在你死了以后,别人还在仰慕你,这是人生最大的成功,比如常发财,他就是一株兰花,还有马离农。马离农帮了很多人的忙,他对自己的完善便是:想办法强大起来,再去影响别人和改造环境,他的人格精神其实比常发财更理想。当然最理想的还是罩子,他像许多人一样生活在罪错之中,却没有被罪错蒙住眼睛,他最终选择了忏悔和以命赎罪,表达了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光亮的生命一定是不断矫正自己的生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您曾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这部现实主义小说中,您如何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杨志军:理想主义的反面并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想主义的写作鄙视一切试图用文字得到物质好处的做法,排斥一切目的论,除非它的目的是弘扬理想主义本身。对理想主义作家来说,写作就是目的,写作的完成就是理想的实现,他不追求名利和地位以及作品之外的一切。理想主义的基准点必须是现实,也只能是现实。简单地说,就是因为关注现实太多而又不满足于现实才有了理想。现实是固定而坚顽的,理想却可以多姿多彩。但无论什么样的理想,都不能是完全个人化的表现,个人主义的理想是对理想主义的最大戕害,但同时理想主义又是独立表达的结果。我的作品一直寻求理想主义旗帜下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我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作手段和方式,而把理想主义看作目的。《最后的农民工》里,有青岛这座城市和海的浪漫,有农民工生活的现实描摹,有对人性丑陋的揭示,也有对人性美好的展示,就是为了让作品中的理想有一种丰满而坚实的基础。

写青岛写海洋找到了归宿感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从荒原系列、藏地系列,到这本《最后的农民工》,任何转型都改变不了您在作品中对人性的思考。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至今,您对文学的价值是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杨志军:文学让人迷恋的原因之一便是探索的永无止境。作家就是一个穿珠子的人,你不断把捡到的珠子穿起来,直到你再也捡不到或无力捡拾的时候。但无论珠子多么新颖漂亮,都得用线穿起来,这根线就是人性。在我写作的初期,我探索的是自然中的人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自然和社会对人性的塑造,也就是道德到底有多重要?之后我又从人性中分离出了物质和精神,我以为精神才是文学的真正附丽物,而道德不仅是精神的主要部分,还左右了人性的全部。我们指斥的“他不是人”,指的就是他没有道德性。信仰也必须是道德框架内的精神活动,贯穿爱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后来我又探索“人”的价值和标尺,探索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前提和条件。从精神层面而非生物层面讲,“人”在一切之上,它是金字塔的尖顶,它有一定的精神指标,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促使“人”的达标而不是相反。这是古典主义作家的光辉启示,我不会忘记。《最后的农民工》就是一部探索“人”的作品,是人性的善美和丑恶的都市化表现。我还会探索下去,用一切我能得到的有意义的事件和人物来发掘人性和道德对“人”的诠释作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05年出版《藏獒》后,曾引发了中国文坛关于狼文化与獒文化之间的“大战”,而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现如今,文学圈里严肃且热度持久的文学争论鲜见,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杨志军:我的作品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参与文化和思想的建树,一直在关注精神和道德的发展,这也许是引起所谓文化“大战”的原因。现在学术范畴内的文学争论已不多见,原因很可能是作品的精神建树能力越来越弱,很多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直接把读者引向了消遣和消费,作家放弃坚守自己的立场,向媚俗靠拢,不再拿出具有思想维度的作品,以及平庸琐碎的表达让读者失望。再就是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崇拜以及对自我意识的过度张扬,消解了作品的社会性和代言性。作品放弃了社会道义,嘲笑了文学的使命,玩世不恭充斥在字里行间,自然就不会有争论的价值。我们需要警惕,读者正在抛弃作家,而作家还在拼命地写啊写。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1995年离开青藏高原,来到海滨城市,作为青岛的“新移民”,您是否也曾寻找归属感?

杨志军: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样的:对青藏高原来说,我是失根的树,对青岛来说,我是不系的舟,哪儿都是故乡的意思就是哪儿都不是故乡。一个没有故乡的写作人、一个失去家园的漂泊者,写作的心态完全是一种流浪。我是精神流浪的异乡人,还不如一个农民工,农民工漂来漂去总还有个家,我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早些年很多人都在提倡文学寻根和创作寻根文学,而我的创作却好像滑翔在忽东忽西的天上。好在时间解决了我的彷徨,从我开始写青岛写海洋起,漂泊感就一天天少了。我写了长篇小说《潮退无声》《无岸的海》《海底隧道》,中篇小说《齐王田横》《海上摇滚》《风中蓝调》等,今年出版了《最后的农民工》,每一部小说的完成都让我觉得离青岛更进了一步,先是贴近,后是扎根,尤其是当你发现,这座城市有你永远写不完的东西时,你就觉得它是你的了。把它当作你的,这就是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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