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高考是人生中一道重要关卡，也是很多人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从70年代以来的高考，牵连着无数人的命运走向和家庭的喜怒哀乐。作家们又有怎样的高考经历呢？余华落榜，格非发着烧考完了试，麦家在体检一关“逆袭”，王小波不爱背诵所以选了理科，迟子建竟然把作文写跑题了，莫言送女儿去高考前紧张得要命……

无论成与败，得或失，高考都是人生一道必须要迈过去的坎。祝愿所有考生跃过龙门，从此前路坦荡。

——花城

70年代的高考：路遥、余华、王小波

路遥：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

路遥

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学的暑假期间，延川县的招生考点设在延川中学——路遥的母校。参加考试的近1000名报考者中，北京插队的知青占了很大比例。（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对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了修订，并着重增加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试。相当于有限地恢复了高考。但是随后却由于张铁生白卷事件而被否定，考试成绩只作为参考，仍采取推荐制招生。编者注）

考试两天，一共考了三门——语文、政治一张卷子，写一篇批判文章；数学一门；理化一门。在理化试卷的卷面上，路遥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本人由于职业和工作的关系，7年未能复习化学，只在考试前翻了一下书，这样容易的题都做不出，实感内疚，如果复习时间放长一点的话，还可以做出的……”

延川县招生办不久公布了考试成绩，王路遥的语政分数是83分，数学分数是22分，理化分数是30分，平均分数：45分。（摘选自张艳茜《平凡的世界里的路遥》之《艰难上大学》）余华：不管能否考上，先填了志愿再说

余华

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的，刚好遇上了恢复高考。当时我们心里都准备着过了秋天以后就要去农村插队落户，突然来消息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考大学，于是大家一片高兴，都认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农村了。

1977年恢复高考老照片

我们这一届学生都是在“文革”开始那一年进入小学的，“文革”结束那一年高中毕业，所以我们没有认真学习过。我记得自己在中学的时候，经常分不清上课铃声和下课的铃声，我经常是在下课铃声响起来时，夹着课本去上课，结果看到下课的同学从教室里涌了出来。四年的中学，就是这样过来的，所以到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仍然认真不起来，虽然都想考上大学，可是坏习惯一下子改不过来。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来，我们整个海盐县只录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应届生只有几名。我记得当时在高考前就填写志愿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填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成为当时的笑话。不过那时候大家对大学确实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学都填写了北大和清华，或者复旦、南开这样的名牌大学，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说，我们都不知道填志愿对自己能否被录取是很重要的，以为这只是玩玩而已。高考那一天，学校的大门口挂上了横幅，上面写着: 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教室里的黑板上也写着这八个字，两种准备就是录取和落榜。一颗红心就是说在祖国的任何岗位上都能做出成绩。我们那时候确实都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就是被录取，可是后来才发现我们其实做了后一种的准备，我们都落榜了。写着”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的准考证高考分数下来的那一天，我和两个同学在街上玩，我们的老师叫住我们，声音有些激动，他说高考分数下来了。于是我们也不由地激动起来，然后我们的老师说：你们都落榜了。就这样，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级的同学中，只有三个人被录取了。后来我就没有再报考大学，先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然后分配到了镇上的卫生院，当上了一名牙医。我们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二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摘选自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之《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王小波：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1978年我去考大学。在此之前，我只上过一年中学，还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学的功课或者没有学，或者全忘光。家里人劝我说：你毫无基础，最好还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听，去考了理科，结果考上了。

我对事情实际的一面比较感兴趣：如果你说的是种状态，我马上就能明白是怎样一种情形；如果你说的是种过程，我也马上能理解照你说的，前因如何，后果则会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记住。因此，数理化对我来说，还是相对好懂的。最要命的是这类问题：一件事，它有什么样的名分，应该怎样把它纳入名义的体系——或者说，对它该用什么样的提法。众所周知，提法总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这个。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说，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觉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顺了，事也成了，最后成的是什么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层次很低，也就配去学学理科。

王小波

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我当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有位仁兄准备功课时是这样的：十冬腊月，他穿着件小棉袄，笼着手在外面溜达，弓着个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个跳大神的老太婆。你从旁边经过时，叫住他说：来，考你一考。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他把这东西递给你。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在句尾断下来，告诉你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当然，他背的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会错。这位仁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对这种背功，我是真心羡慕的。

至于我自己，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不雅。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

（摘选自王小波《思维的乐趣》之《高考经历》）

80年代的高考：格非、迟子建、麦家

格非：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格非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个镇江地区举行了一次据称难度超过高考的模拟考试。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在校园里碰到了教导处的罗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他说，“我已经注意你很久了，要补充营养，麦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书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觉。你想想看，高考虽说很难，但整个镇江市成千上万的考生，总不至于只录取两个人吧？”他见我仍然站在那里发愣，就干脆对我说：“这次模拟考试，你是镇江地区的第二名……”80年代的镇江我回到宿舍之后，果然照罗主任的吩咐蒙头大睡起来，这一睡可不要紧，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考试前一天的晚上，我的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医看病，而去发电厂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动了。寝室里乱哄哄的，弥漫着汗臭和麦乳精的气味，考生的父母们正在给他们的儿子做最后的战前动员。我看见邻床的一个考生，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像个拳击手那样向空中挥动着拳头，嘴里念念有词：拼了，拼了……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场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让我去学艺的那个木匠师傅。我不再憎恶他了。当个木匠似乎也没什么不好。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场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经断掉了。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罗主任来到了我的床边，他把校医也叫来了。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他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自古无场外的举人……我说让举人见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这可不能由你说了算，”罗主任严厉地说，“你的父母不在身边，现在得听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烧不退，我也不会逼你……”他让校医给我往静脉里推射了一针葡萄糖，又让人将我架到他的家中，逼着我当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现在，我已无法回忆起这个夜晚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进考场的。我只记得，当我从考场回到学校，罗主任正在门前生煤球炉，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对我说：“如果你想放弃高考，现在仍然来得及。”随后，我们都笑了起来。（摘选自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之《当木匠，还是上大学？》）迟子建：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迟子建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写跑题了，只考上了大兴安岭师范专科学校，学中文。因为课业不紧，我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开。学校面对山峦草滩，自然风景壮美。我写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观察日记，这应该算是最早的文学训练了。开始尝试写小说，是1983年。我运气不错，只投过几篇稿子，《北方文学》的编辑就开始与我联系，从而走上文坛。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极村童话》，就是在大兴安岭师范毕业前夕创作的，那是1984年。（摘选自《江南》杂志访谈迟子建《人生就是悲凉与欢欣》）麦家：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考得那么好？

麦家

高中大家都在发奋读书，我虽然也发奋，但成绩在班上一直处于中间，不冒尖。1981年，我参加高考，当时的高考录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时的成绩肯定是考不上的。结果那年高考，我们班上54名同学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录取分数高出不多，属于险胜。

为什么我平时成绩一般，高考又考得那么好？完全用运气来说有点说不通，因为高考三天，后面两天我都在发烧。我是在昏昏沉沉中应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则我一定会考得更好。

我上的是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这是当时军队的重点大学，录取分数很高，院方到我们学校招生时，初定的调档线比录取线高出40分。我属于险胜，相差甚远，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带去医院作体检后，可以说是溃不成军，检测视力的“山”字表简直像一架机关枪，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关卡卡掉的，最后只剩下2人。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学生体检，这是入伍体检，是按军人的要求来要求的。于是，又重新划了调档钱，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还差得远。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医院参加体检。天很热，医院里的气味很难闻，我出来到楼下，在一棵小树下乘凉。不一会，出来一个戴眼镜的同志，50来岁，胖墩墩的，他显然是来乘凉的，站在我了身边。正是中午时分，树又是一棵小树，罩出的阴凉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两个人有点困难，除非我们挨紧了。我由于自小受人歧视，养成了（也许是被迫的）对人客气谦让的习惯，见此情况主动让出大片阴凉给他。他友好地对我笑笑，和我攀谈起来，我这才知道他就是负责“工院”招生的首长。我向首长表示，我很愿意去他们学校，就是成绩差了。首长问了我的考分，认为我的分数确实低了些，否则他可以考虑要我。但是，后来当首长获悉我数学是满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时，他惊疑地盯了我一会儿，认真地问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们学校。

我激动地说：是真的。

五分钟后，我改变了体检路线，转到四楼，接受了有军人在场监督的苛刻的体检。我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好，要争气，一路检查下去，居然一路绿灯，哪怕连脚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鸭脚板）。当天下午，我离开医院时，首长握着我手说：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长亲自签发的通知书。

回想这一些，我恍惚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

（摘选自麦家《非虚构的我》之《八大时间》）

90年代的高考：阿乙、袁凌、管笑笑

阿乙：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

阿乙

我高考分数只到省专档。只有三所学校。另外两所在省外，涉及金融行业，预估招生分数比本科线高，我只能去读本省的公安专科学校。我从来没有做过读警校的准备。我也不觉得自己适合做警察。但是，我已经厌烦学习了，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猪心，喝了多少补脑汁，还得了神经衰弱，我已经彻底厌倦学习了。出于对复读的恐惧，我去读了警校，并且在毕业以后做了五年警察。我现在倒不后悔这一段经历，因为写作的大部分资源就是这一段时间积累的。

从考上大学的18岁开始，我一直不怎么学习，直到26岁，有一个朋友批评了我，或者直接说他讥讽了我，我才手不释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时候生活得很激烈。读书的时候读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马，就是在平地上走，头也是点来点去的。

（摘选自《中华读书报》访谈阿乙《一个作家的权力在于他的作品》）

袁凌：我可以辜负自己，我辜负不起父母我的噩梦都重现当年的高考情景。在那些依稀的梦里，我为象牙塔的一纸通行证折磨得体无完肤，老是顾此失彼，原本应该考好的考不好，甚至连自己最为擅长的作文都走题。那是一段多么不堪回首的时光，夹杂了太多的伤疼，被七月灼伤的疼痛。1997年，我第二次走进高考场。内寒外热，我感觉自己的肩上千钧压来。我怎么能轻装上阵？来自乡村的孩子，面对的不仅是个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父母的期待。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我可以辜负自己，我辜负不起父母。在这千军万马的独木桥上，我注定只能成为高歌的胜利者，而不能成为哀嚎的失败者。袁凌在家乡在等待分发试卷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恍惚里是一会是父母那在丘陵皱褶深处的黄土地上躬耕的劳作身影，一会是梦寐以求的大学象牙塔，二者交相叠现。试卷在手，我抛弃一切的私心杂念，沉入第一场语文考试。语文，历来是我的长项，洋洋洒洒，一路刺杀下来，顺畅得如同一次小小模拟考。尤其是写作文题，我一气呵成，论辩清晰，文采飞扬，字迹俊秀。那一刻，通体舒泰，有些飘飘然，很多的担忧一瞬即逝。扫视周边的考生，发现他们个个神色慌张，汗水细密，有些甚至连头发都湿透了。我心想，今年的语文没这么难吧。不敢大意，我抓紧最后的十五分钟，又全部检查了一遍，感觉还是那么的美妙。没十足把握的，检查的时候要肯定第一感觉。这是我历次模拟考的经验，因此我几乎没动，等到时间一到，就离开了教室。

（摘选自袁凌博客文章《十年一觉高考梦》）

莫言：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很运气，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信佛的妻子说这是佛祖的保佑啊！我也说，是的，这是佛祖的保佑。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模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地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的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的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考场只有一百米！我心中蛮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

莫言与女儿管笑笑

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她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她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十一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

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噪叫，然后便是喜鹊喳喳地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她吵醒，但她已经醒了。看看表才四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她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她妈搬着她的脖子把她搬起来，一松手，她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她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

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四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她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

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解放后许多年了，我们恶作剧，大喊一声：鬼子来了！我奶奶马上就脸色苍白，把提着裤子往厕所跑去。唉，这高考竟然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了。

终于熬到了八点二十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

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

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涌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又有人说：没那么悬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军队的指挥官。

大家正议论着，就听到从学校大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的喧哗。于是都把身体探过红线，歪头往大门口望去，只见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那男生的腿就像没了骨头似的在地上拖拉着，脖子歪到一边，似乎支撑不了脑袋的重量。一个中年妇女(显然是母亲)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一边小跑着，一边抬起胳膊擦着脸上的汗水与泪水。

一群老师从考试大楼里跑出来把男孩从那两个男人手里接应过去，那位母亲也被拦挡在考试大楼外。红线外的我们一个个都很感慨很同情的样子，有的叹气有的低声咕哝着什么。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

考试正式地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阴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们，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阴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的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比当年的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是公平的多了。对广大的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任何不经过考试的方式，譬如保送，譬如推荐，譬如各种加分，都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可能性。

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学校的保安过来干涉，让家长们不要在校园内说话，家长们很顺从地散开了。

将近十一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一位不知是哪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说：明年海淀区的教参书又要大卖了。

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

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

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至十一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未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她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零分。她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零分了。我说，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她怎么说。她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她还是不放心。

无奈我又给山东老家在中学当校长的大哥打电话，让他劝说。我说：退一万步说他们把我们的卷子当成了作弊卷，给了零分，我们一定要上诉，跟他们打官司。爸爸认识不少报社的人，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把官司打赢……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

我躺在床上暗暗地祷告佛祖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八点，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她的弱项……

（摘选自莫言《陪女儿高考的这一整天》）

写作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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