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问题是媒体特别喜欢问的，你如何走上写作之路？

我非常矛盾地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就像问一个人，你怎么会变成一个卖电器的？怎么变成一个会计？

其实是一样的，人生那么多偶然、必然，很难一句话说出一个事情，可能要回溯到种子如何进入泥土、如何发芽，如何长出叶子、开花结果，然后变成面包。

我以前很早以前是邮政局工作，我学的不是文学，而且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是一个特别没有文化的人。

我只上过一个中专，那个年代好像有一部分成绩还不错的孩子会上中专，我就是这种。

毕业以后，一直做跟邮电有关的工作，做邮电员劳资统计员、团总支书记、秘书等等，这些过程，其实我从来都不觉得多不好，还是蛮喜欢这些职业的。

我做邮电员的时候，有一天在卖邮票，来一个中年的男子，他用很儒雅的声音说：我要买一枚邮票。抬头一看，原来是苏童。

那一年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刚开始在全国各地上映，报纸上都是苏童的大特写，所以我认识他的脸。

我看看他，他当然不认识我，我像所有的态度不好的营业员一样，把邮票、钱找给了他。

当时心里面想，我这辈子跟文学的关系是不是就是在这个柜台上卖一个邮票给一个我们认识他，他永远都不可能认识我的一个作家？

这是不是就是我和文学的最终的关系？

我做邮电员的时候，有一次有人来打长途电话，他交的是50块钱押金，我把他当作是交100块钱押金，他打完电话以后，就按照100块钱结算，赔了50块钱。

我们主任说，你要去他家把这个人找回来，因为那个时候填地址，我就真的去了。

我骑自行车很久去那个人家里，其实目的也不是为了要50块钱，我就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他把钱闷下去也不吱声。

我看到他家跟所有人的家一样，家里刚刚吃了晚饭，桌子上有咸菜，屋里有炒菜的味道，桌子上还有剩饭。

家里人都在，我把这个事情很笨地说了一遍，那个人就说，没有啊，就是给你100块钱。

也许我记错了，也许他记错了。但是，我觉得我就怀着一种深深的天然的窥视的心态走到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家里去。

我后来回头想想，那个时候有一个当作家的变态的心理，我特别愿意看到别人的生活，哪怕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后来又到办公室做劳资员，我们单位有600名员工，年底要给大家算奖金系数。

比如单位挣20万，可以按照1.2算，每个人拿120，也可以按照0.8算，每个人拿80。我就像一个试验员一样，不停地算。

我就在想如给他们发200，他今天回家怎么样的心情？什么表情？如果算50会怎么样怎么样。

每个人的生活跟他人之间发生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我只是一个计算数字的劳资员，可能会决定到，微妙地决定着跟我们素不相识的家庭当天小小的情绪。

这种微妙的像微风一样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最大的奥秘的呈现。

所以，那个时候作为劳资员没有必要那么多种方案，我就无聊地算，一会儿算很多的钱，一会儿很少的钱，获得那种无可推理、无可证实的快乐。

后来做秘书，我做秘书很多年。

我帮一号局长写讲话报告、年终总结，每次写年终总结、报告的时候，充满了君临天下，我就是一局之长的感觉，所以，领导特别喜欢我写工作总结。

还有职工大会。有一年，我们要裁员，要开动员大会，我觉得，我写的文章简直是惊天地动鬼神。

让大家觉得裁员也是很兴奋、很骄傲的事情，大家可以裁员，领导特别高兴，裁员很顺利。

有一个黄昏我做完工作站在窗口，推开窗户往外面看，看到马路上很多人在来来回回地走，我能看到他们的头顶。

那一时刻我变态的心理到了即将要爆炸的阶段，我不愿意在办公室与这一辈子永远一张纸的公文打交道，虽然工作很好。

我那个时候就是一秘，其实，前景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这种生活太遗憾太可惜了。

我特别想知道下面走来走去的这些人的头顶，他们的内心，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叹息，他们的笑容，我用什么方法什么途径，才能听到他们的内心？

我就记得，当时在那个窗口上，17楼往外面看，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写小说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对错，也不知道是不是划得来的买卖，或者是不是可以一生做的事。

但是，我觉得它是我当时唯一能找到的绳子，顺着这个绳子可以进入到这些人的内心。

虽然是一个虚拟的假设的，或者是我自己狂妄、构想的内心，但是却会使得我的生活不再是一个白纸。

所以，我写作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我想让生活好玩儿一点。

鲁敏，当代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2018年5月6日，荣获第五届冯牧文学奖。现任江苏现任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研究室主任。

写作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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