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贝托·莫拉维亚，1907年-1990年，意大利小说家。1907年出生在罗马一个犹太裔家庭。著有长篇代表作《冷漠的人们》、《一九三四年》、短篇小说集《罗马故事》等。他的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堕落，充满自然主义的描写，对社会现实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

我16岁就开始写小说。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每天上午用3个小时写作，下午和晚上是我用来“体验生活”的时间，用我的话来说就叫“干事情”。天长日久，这一早熟的规矩便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按照这养成的习惯，我每天上午写作，夜晚睡觉，按时用餐。写作最终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作为我生活的节奏，写作时我尤其想从事文学创作。我认为，文学包罗万象。总之，我就像寓言中所讲的那头毛驴一样，跟着鼻子前面吊着的一根胡萝卜往前走。就这样。当人们问起我为什么写作时，我自然要回答说:“我写作是为了弄清我为什么要写作。”

阿兰·罗布-格里耶，1922年-2008年。1922年生于布雷斯特。法国新小说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论文《未来小说的道路》和 《自然、人道主义、悲剧》被称为新小说派的宣言。格里耶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用一种“没有人格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言，冷静地，细致地，忠实地描绘物质世界的形象，从事物的变化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他提倡作品不要带有故事性，写物比写人更重要。他在小说中往往对同一件琐碎的事物作不厌其烦的描写，从而对传统的小说方式给予全面的否认。著有代表作《橡皮》、《嫉妒》、《在迷宫里》等。

我从35岁起就开始写小说。可我从不知晓为什么我对这一职业感到兴趣，以至还能成为我光辉的事业。在我将近30岁时，为了写作，我曾放弃了一切。不过当时无人对我的作品感兴趣，不论出版者还是广大读者，都以如此态度对待我。可我并没有为此而感到气馁。我坚信，应该继续写下去，无须知道写作的原因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义务”支配着我。然而，绝不是受命于政治命令，社会和道德的需要，也不是为文学之外的任何事务所左右。这仅仅是写作自身的义务而已。当然，可以用几句大话轻描淡写地解释成：对于世界奇妙的感触，拒绝死亡，对于为号令能否制止混乱局面而引起的担心等等。然而，我本人却不相信大话，始终认为文学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可我又不能名状其重要的性质。我用了几年的工夫刚刚写完了一本名曰《重现的镜子》的书，其中正谈到了这些问题，我写了事情的由来及写作动机。

深泽七郎，1914年-1987年，日本小说家。1914年生于山梨县山区。从小爱好音乐，善弹吉他，在东京举办过独奏会，当过职业演奏者。中学毕业后在药店和面包铺当学徒，战后还做过商人。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楢山小调考》,从而一举成名，为文坛所瞩目。小说描写一个农民，由于生活所迫，把老母弃于深山，表现了农村的民不聊生和农民的深重灾难。

我在年轻时就开始写点儿东西。打从我的小说在书店里出售，40年过去了，如今我已71岁。时至今日，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因为我喜爱写作的缘故。不过，在此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自己的动机。当我对一个人产生兴趣时，写作的念头油然而生。我的兴趣是把他的思想表现出来。我想，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启迪吧。我往往把要写的人物稍加修改，以便强调我的意志。然后，再考虑他在一定的环境下该做些什么。我描写事件，场面，为的是我的主人公按我的要求行事，成为我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我对事件、场面进行描写的同时，还要创作出和我的思想行为截然不同的另一类人物。我喜爱绘画，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毫无才能。然而这一爱好我至今仍然保持着。我确信我是以写作来代替绘画。描写人物和场面与画一幅风景画同样使我感到乐趣。

托尼·莫里森，1931年-2019年，美国黑人女作家。1931年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从事小说创作和文学评论。长篇代表作《萨洛蒙之歌》被视为黑人经典著作。另著有作品《最蓝的眼睛》、《苏拉》、《水手的孩子》等。

在我的周围，到处是混乱、苦难与死亡，基于此，我写作为的是寻求生活的秩序，使生活变得更美好。在美国,黑人的历史是被歪曲了的，人们不能真正了解它。黑人历史中所具有的财富、色彩、热情、权利往往被掩盖。尤其是从妇女的立场上来看更是如此。我的观点就和黑人男子不同。因此，书对于我来说则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虽然永远存在，但它从未被人们所重视。我写作是为了作证。每当我看见一个非洲人 戴 的假面具，我便顿觉它是何等的远古、富有生命力，同时又是多么现代化和入时。我希望我的书能具有这种远古艺术的价值，能替代音乐作为人的精神食粮。如今，不只是音乐属于我们，而小说正在取而代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年-1986年，阿根廷诗人、小说家。1899年8月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学时代开始写诗，涉猎大量欧美文学名著。后就读于剑桥大学，掌握英、法、德等国语文。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热情》。1941年发表短篇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1956年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61年获西班牙福门托奖1979年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另著有诗集《面前的月亮》、《圣马丁的手册》；小说集《世界丑事》、《阿莱夫》、《死亡与罗盘》、《布罗迪埃的报告》及大量散文和文学评论等。

我既不为少数人也不为多数人写作，而是每当我感到有些东西需要表达出来时，我便提笔写作。我并不去寻找写作的题目，而是等题目上门来找我……当然，我也能把它们拒之门外。一旦有的坚决要求，我只好接受，借以过渡到其他的事。我想起吉卜林的著名诗篇。他在《紫杉》一诗中有这样的话：“面对成功与失败，要晓得同等来对待，两者全都是伪骗。”在他看来，既无失败,也不存在什么成功。我从来不读我自己的书。致使有人问我：“在你这部短篇小说中，此话作何解释？”我回答说：“我写这部短篇，用的是它自己的时间，发表之后，我从来不再去读它。”一个人占用一定的时间写出一篇作品后，他人又占用自己的时间纷纷阅读它。最终，这部作品更多的是属于读者，而不是作者。在我看来，回首过去是病态的表现，想过生日亦如此。在生活中，我都试图向前看。我想的是那些我将要写的东西，而不是已经写过的。

雷·布雷德伯里，1920年-2012年，英国小说家。以写科幻小说著称。1947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黑夜的狂欢节》。著有《火星人编年史》、《用图解说明的人》、《华氏451度》、《太阳的金苹果》等。他于美国夏季时间2012年6月6日在洛杉矶逝世，享年91岁。

我为什么写作？这是因为我对古生物如恐龙，对博物馆，对未来世界博览会以及对未来主义结构等科学幻想之梦着了迷的缘故。我9岁那年，罗杰斯的作品引导我面向未来：14岁时，我又跟随戈登踏上新的旅程。在我整个前进的路途上，威尔斯与瓦尔纳的书都给了鼓舞和力量。我写作，也是由于我爱好魔法和幻术。在我15岁时，莎士比亚的名字就闯入我的生活。他的诗句紧紧抓住了我，拯救了我的心灵。钱尼和卡洛夫曾使我感到一种恐怖，并使我永远甘心情愿地生活在他们的梦魇之中。我在15岁时就阅读了《事到临头》这部书，从此我便梦想去月亮上旅行并和人们一同去。纵然有千百条理由使我从事写作，不难看出，全部或退一步讲绝大多数理由，均始于我的童年。萧伯纳对我产生影响是其后的事。然而，比上述原由更重要的一条，还是出于我对生活的爱恋。写作是我借以回报这个时代的手段！我想，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生活的时代作点儿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约翰·厄普代克，1932年-2009年，美国小说家。1932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童年时代生活贫寒，但勤奋好学。他很早就成为读者所熟悉的作家。评论集《纽约人》使他身居美国文坛的高位。尚著有《野兔的心》、《半人半马之怪》、《一对》等。其中，《兔子富了》和《兔子歇了》使他分别于1982年和1991年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厄普代克被公认为美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的文风对许多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2009年1月27日，因肺癌在马萨诸塞州去世，终年77岁。

还是在我孩儿时，我就被玩具艺术、铅笔和纸所吸引。后来又对打字机和全套印刷设备着了迷。到了三十而立之年，我就开始了写作。技巧、手段以及奇妙的动作引人入胜 ——记忆、想象和发明创造均可用一个个有形的符号精确地表现出来，人们可随心所欲地多次使用。纸墨印刷等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了极大利益，人们跨进了书店的大门，翻阅图书刊物。这是向人类传统规矩提出的挑战，引导人们互相了解。空间自然限制的加剧，伴随着向时间限制发起的一场可能的挑战——一个人死后，总希望他的著作流传于世。写作确实是一门美好的艺术。正因为如此，作家才被那些在生活的长河中看到自己辛劳换来的果实消耗在人类需求的旋流之中的人们所羡慕。米兰·昆德拉，1929年-，法国小说家。1929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20岁时被开除党籍：1968年后，其作品被禁止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发行。著有小说代表作《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玩笑》等。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被美国密执安州大学授予荣誉博士。2019年11月28日，重获捷克共和国公民身份。202年9月荣获卡夫卡文学奖。现住巴黎。这难道仅仅是荒唐无稽的幻想？可我认为，写作就是写那些无人敢写之事，讲那些无人敢言之语。这，就意味着要反一般人之常态。写作，带给人的是那种反一切之常规，从中得到的唯一的欢乐与幸福的感受——向敌手挑战 并 激怒他们的朋友。再者，一旦人们写完一部书，往往都想轻松一下，诚然这是人之常情。然而，一个喜好向其周围的一切发出挑战的人，怎么能够得到欢乐呢？问题在于，许许多多本来无法解决的矛盾最终都落于写作者的怀抱，这便是我们的职业。怎么，矛盾无法解决？不，有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难得糊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年- ，加拿大女诗人、小说家、批评家。1939年生于渥太华。她从小就经常随家迁徙，在人烟稀少的北部丛林地区生活过。1962 年获哈佛大学文科硕士学位。其作品包括小说、诗歌与批评散文，迄今已在全球35个国家出版。诗集《圆圈游戏》曾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小说《女仆的故事》、《猫眼》与《别名格雷斯》曾获得加拿大的吉勒尔奖与意大利的雷米欧蒙德罗奖；《盲刺客》曾获2000 年英国布克小说奖。

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我认为很复杂。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妨在此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不写作？”可以肯定，写作，这种语言叙述的巧妙安排，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活动，它为人类所独有，也是区别人同其他动物的标志之一。在这里，我想引用帕斯卡的一句话：“我思则我存。”并赞同萨特所说的写作乃是自我确定的一种形式。我写作就是建造能容纳我和动物，混乱与分裂的建筑物。我自认为是探索者，从事那些先人尚未进行的语言试验；或者创造出一些新的语言形式，使读者摆脱那些神灵鬼怪，至少也要创造出某些意境来；或者，我还是个道德家，比较“是”字和与“应该”这个字所有相关的字。因为在小说这种体裁中，这样的比较是含蓄的……或曰，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我喜欢享受。写作同样是一种娱乐游戏。倘然美国电视台的“问答比赛”节目请我参加，我肯定能赢得许多钱回来，这是一条唯一象样子的理由。老实说，每一种解答都有各自的方式。不过，没有一个能说到点子上。事实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写作。所有提问那是无休止的，并且在每个提问的背后，都有新的“为什么”出现。以至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宇宙会存在？”我想，作家写作很可能就是为了弄清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的。因此，他们永远不会停止写作。威廉姆斯·巴勒斯，1914年-1997年，美国颓废派小说家。与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及杰克·凯鲁亚克同为“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的创始者。1914年出生在美国圣路易斯，193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4年在纽约吸毒成瘾。后与妻子一同移居墨西哥，于一次偶然的事件中开枪打死了她。他在南美亚马逊地区游荡，继续吸毒。巴勒斯认为，各种形式的吸毒对写作都是有害而无益的，他吸毒15年唯一的收获就是积累了有关吸毒者异乎寻常的狂欢幻境的大量知识。他在描写吸毒生活的书《琼基：一个未能戒瘾的吸毒者的自白》中使用了笔名W·李。《裸体午餐》是他在进行戒瘾治疗之后完成的作品，描写的是同性恋和警察的迫害。另著有小说《爆炸的车票》、《新星快车》、《荷兰人舒尔茨的遗言》等。1997年死于心脏病发作。“你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使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老实说，作家是干什么的？答案虽然成千上万，但尚无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作家应该是观察家，精神世界的绘图员。亚历·特罗什1962年在爱丁堡作家会议上说得好：“作家是人们内心世界的宇宙航行员。”亨利·米勒把作家视为带有接收天线的人，可以截获宇宙空间中的某些信号……杰克·凯鲁亚克曾说：“我不是'我’，而是陌生人的侦探。”那么，侦探干些什么？他观察和搜集情报。他应该这样做，这是其职责。意识感觉好比显露出来的冰山：作家不知为何写作。其理由也往往是错的。一旦一个作家和我一样，尚无其他生活来源(《巴勒斯的数百万》是凯鲁亚克的发明)，那么，甭说别的理由，他就不得不把写作当成谋生的手段。我为什么写作？因为我有能力写，写作是我的职业。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尽可能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我自感到是个幸运的人，不时能获得信息，而且常常走了样。以更高的标准看，我不能清楚我为什么写作。我意识中经常出现一些纷纭的片段，犹如七巧板拼图游戏的碎块一样。不过，这些却是永远看不见也无法全部弄懂的东西。因为一旦人们能看清这“伟大的画面”，那么还需要你把这些碎块艰苦地装配到一起干什么?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发布的图文只为交流分享，源自网络的图片与文字内容，其版权归原作者及网站所有，有疑问敬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