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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在孤独的骄傲中塑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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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种难以抑制的本能,人总是把自己热爱的事物加以美化,又妖魔化自己反对和厌恶的东西。此乃“爱憎分明”的根源。但一旦拥有成熟的智慧,他必质疑这一切,尽力摆脱“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善即恶”的形而上学的僵硬思维。因为生活中更多呈现的是难以下道德判断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地带。我们就在这里挣扎、抗争、又妥协、忍耐。没有一个人比你想象得更简单,没有一个事物比你想象的更单纯。茫茫黑夜,谁都是一只眼睛微笑,另一只眼睛流泪。善中有恶,美中有丑,花朵里有虫子,那表面强悍的恰是最脆弱的。自古多情空遗恨,从来擒贼不擒王。色易守,情难防,借刀杀人,杀人如麻却被称为“英雄”,种瓜得豆,舌之柔软胜于坚硬之牙,存在的繁复、混乱、怪诞和诡异,打垮一切对它的平面书写,片面书写,优雅书写,而大象作为整体,从不会被任何一个盲人摸来摸去。有人提倡慢生活但脚步如此匆忙,把心掏出来就再不能放进肚子里。但悟到这一点时,我们已老了。一个有思想的“废物”,终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而人的真实,永难寻觅。它为什么要被寻觅?活着吧,活着,平静地活着吧,但连骨灰盒里的骨灰也不是平静的。

风停了,又下雨了。

近来的每一天,为什么都是阴天。

“除了天才,我一无所有。”这句话是谁说的?

朋友,在孤独的骄傲中塑造自己吧,完成自己吧。

2

一种是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另一种是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在审美的尺度上,那些“闲适”类小品很难具备真正的“大文章”带给读者的强大的冲击震撼力以及内在持久的影响力。

这也就是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无法和鲁迅相提并论的原因吧。有人翻白眼颇有微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学趣味,你偏爱的也是我无动于衷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如此罢了”。

而我懒得回答。鸡同鸭讲,鸭同鸡讲,冬日太阳懒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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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造力建立自己独特而鲜明的风格,你只是一个平庸的写手。被文坛接纳,受大众欢迎,任批评家鼓吹,甚至大获文学奖,仍不能摆脱根深蒂固的平庸。

建立了自己独异而鲜明的风格又陷落其中难以自拔,用不断的消弱自己文本审美的力量,最后窒息自己珍贵的才华。这乃是重复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悲剧:“江郎才尽”。

风格:寒光闪闪的双刃剑。

一方面呈现自己,另一方面束缚了自己。

我们透过古老的浮云看见,有多少作家,被自己的风格囚禁,变成一个焦灼不安、茫然无措,垂头丧气的精神囚徒。何时才能用新的野蛮之力,把这监狱的黑门铿锵打开?

许多作家被迫退隐江湖金盆洗手。

另一些作家深深感受到这种精神上的“腐朽与死亡”,又束手无策,只好遁入社会、政治、文化或经济或其他领域寻觅一次重新发展的机会而往往成功。这就是所谓的“东方不亮西方亮”吧。

超越。超越。再超越。

但说来容易做来难。

以这个绝对次尺度衡量:

几乎每个作家都是伤痕累累的失败者。

几乎每部杰出作品都渗透着失败的悲凉。

包括伟大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包括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川端康成,包括李贺,陆游,包括莫言,张承志,张锐锋和残雪。当我们翻开惠特曼厚厚的《草叶集》,亢奋中有厌倦,厌倦里有欣喜,欣喜中也有失落,无奈——这漫无边际郁郁葱葱的诗歌的草叶,开遍美洲大地,洋溢着多少蓬勃的生机,但看得太多,也不能逃避“审美疲劳”!

确实,每一个作家的全集都让读者疲倦。除了研究者,很少读者会把它们读完。

而这种绝对尺度也必须质疑。

当我们洞察了上帝的全能和每个人的有限性。

能够建立起自己独异而鲜明的风格就是不同凡响的。如果无法艰难地突围,我们理解。

马拉美宣布:“世界的存在是为了一本书。”

为了完成这一部永恒之书,每个作家奉献出自己的某个故事,某个章节,某个句子,某个标点,某句话。然后消隐于历史的黑洞深处。

4

有意思啊,作家的怪癖。

“人不可无癖,以其无深情也”,既然对文学一腔热血情有独钟,作家又怎么能没有怪癖呢?

关于作家的怪癖,大众也津津乐道。但背后显示的是某种低层次的“窥探癖”。为了安慰空洞的心灵,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炒了炫耀自己的一知半解。有时更是为了贬低作家、嘲弄作家、否定作家:“看,这家伙竟有这么多我们没有的臭毛病,还获诺贝尔奖大发横财呢?”

而细细了解作家的怪癖,有助于深化对作家和文本的多重理解。

作家的怪癖首先表现在具体又各各不同的写作行为中。为尽快突入如鱼在水鸟在天的自由挥洒的写作状态,每个作家必提前做一番准备工作。正如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神奇的灵感不会轻易而来,它要求着我们主动出击而非傻逼似的苦苦等待!于是,以种种古怪的、奇特的方式,作家刺激自己的大脑,活跃着自己的思维,唤醒久远的记忆,捕捉万物的渺茫之音和自己精神上每一丝轻微细小的颤动,写作从此开始!我要激扬文字!究其实,这乃是一种看不见劳动的劳动,看似不工作的工作。再加上某些作家与生俱来的孤僻个性和某种疾病,便产生了所谓的“写作怪癖”。

鲁迅长期保持着黑夜写作的习惯。“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听见它的一声尖叫,每个守夜人的思想汹涌起惊涛骇浪。鲁迅笔下的人物在旧中国杀机四伏的黑夜里,无声地活,无声地死,吃或被吃,这是不是与鲁迅在黑夜里睁开第三只眼紧密相关?海子经常从黑夜写到第二天早晨,被呼啸而来的火车粉碎之时,他才告别这恶魔般的写作习惯,和血腥的死亡融为一休。看来,在黑暗里写作的人,往往成为黑夜的祭品。

而普希金在秋天才更加情思激荡,这一点或许暗暗影响了他诗歌的典型气质:优美,轻快,明朗。又带着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悲哀与忧伤。

某个作家喜欢钻进妓院写作,另一个诗人嗅着烂苹果的香气才能下笔,或者每天骑着小毛驴四处游荡寻找诗句回来再拼贴为诗,也各有各的理由和意味吧。

真相难以探询,传闻捕风捉影。但对于“写作怪癖”,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作家整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文本中留下隐秘的蛛丝马迹。

固然,这些光怪陆离的“写作怪癖”,并不能保证作品的成败得失。

倘若不是李青莲,哪怕喝下三斤茅台,你醉眼朦胧哼出的也是一串烂诗。且随风飘向地中海。不,随风飘向美女颤微微的奶!

5

多少文学青年,喜欢把写下的东西给别人看。然后睁大亮晶晶的眼睛,等待着来自他们的“批评指正”。

对于一个诗江湖上闯荡了二三十年的老诗人,如此幼稚可笑的举动,就免了吧。他知道:他的杰出之处在哪里,毛病又在哪里。就像病人知道他的肉体哪儿难受,哪儿不舒服,哪儿痛。残酷的是:“知道了又怎么样?”

小病可以治愈。大病必须开刀。绝症只能等死。

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也深深体验过一个写作者内心深处巨大的绝望。自由,自由的书写不过是祈求,是奢望,是梦想,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而他注定要在“镣铐中跳舞”,哪怕跳得再美妙再潇洒也跳不出镣铐。

这镣铐是什么?就是一个写作者与生俱来又最终无法克服无法超越的局限性。

一个作家的才华,就是在这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局限性中,呈现又丧失的。悲夫。

6

用没有故事的故事,没有情节的情节,来书写一篇小说,仍有可能别具一格大获成功。但离弃了没有细节的细节,它美学意义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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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眼光欣赏伟大的作品,就没有能力和伟大的作家对话。那么,在文学这个竞争异常残酷的领域,你就永远等着被淘汰吧,被抛弃吧。只要是严肃对待写作。我们就不能不置身于文学史的巨大繁复多元的整体秩序之中,然后寻求自己的位置。哪怕这种位置是想象中的。谁愿意呕心沥血写上一辈子,被大家不屑一顾呢。与伟大的天才们对话。这就是我们写作的野心,也是坚持写作的强烈的驱动力之一。否则我们早就甩手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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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屈原喝酒绝对无聊。只因为他“世人皆醉我独醒”,我们都头重脚轻东倒西歪目光迷离胡言乱语了,你还如此清醒又有什么鸟意思?不,要饮酒,找李白。找苏轼,找阮籍找杜牧,找刘伶找陶潜,再热情呼唤李清照。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李清照自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英气。好啊.。美女顶起半边天,喝酒掀翻李青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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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有大爱。大憎是大爱的某种形式。《祝福》。《故乡》。他悲哀的是活在这无爱的人间。他永站在被侮辱被压迫的人们一边。这一点上。他就是一个以笔为刀的侠客。因毛泽东的激赏。他才被广泛接受。否则他极有可能被埋没。且不论他的全部著作。《记念刘和珍君》这一篇千古美文。就足以压倒多少现代文人!从传播学角度看。毛泽东对鲁迅成为经典作家至关重要。他的宣传和利用。都极大地推动鲁迅影响深入民间。否则。鲁迅会作为一个孤独的天才。孤独着。不会有太多读者。传播者极端重要。海德格尔等的评论发掘出荷尔德林。没有加缪。萨特等人的反复探讨。不会有今天的卡夫卡。卡夫卡实际上是读起来很费劲的作家。尤其是他的长篇。

10

从事某一种职业,或献身于某一个事业,不同人自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意念。写作也不能例外。

鲁迅试图用文学来改造“国民性”,这种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兼有的启蒙态度,构成了鲁迅身上“作家”与“精神界战士”的奇异融合与某种内在冲突。他为此也陷于深刻而痛楚的矛盾之中。有时,“作家”压倒“战士”,《野草》以其不灭的审美价值承受住时间严酷淘洗,有时,“战士”又压倒“作家”,他的一部分随感因时效性太强而湮灭于我们的遗忘之中。有人迷恋“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如波德莱尔、戈蒂叶,如王尔德,如李商隐和早期何其芳、废名和中国当代作家唐晋,我们不得不为那些精美、优雅、幽邃、神秘而又弱散着衰败而颓废的芳香的“艺术品”而心醉神迷,惊异无比。

这些迥然不同的写作动机和写作理念,直接导致了作家美学上的极大差异。啊,陌生的他人,陌生的异教徒!同时,不同作家呕心沥血写下的文本也呈现出不可混淆的特征。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抗议,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嘲讽,一些作品对另一些作品秋波暗送眉目传情,一些作品却对另一些作品充满深深的蔑视和敌意。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此,我们抱以宽容的淡然一笑,否则,文学的百花园岂不是一种单调,一片荒芜,一片苍凉!

人类的精神之花也彻底灭亡!

英国作家奥威尔毕生的努力是让“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应该承认,他干得不错!他把敏锐犀利无孔不入的洞察力集中在当时影响时代甚至引导时代前进或后退的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之上。对“重大问题”的探索,迫使他的写作与“政治”“意识形态”等死死纠缠在一起,且永不分离,而美学因素居于次要位置。他揭露谎言,他挖掘真相,他关注二十世纪人们被权力暴力所践踏所奴役的屈辱、卑微、孤独与痛楚,通过西班牙内战和苏联的血腥大清洗,他预言了当时就猖獗一时的“极权主义”对自由.民主的巨大危害,而这危害将在未来更加严重,个体的消失作为螺丝钉进入庞大的集体。《1984》《动物庄园》,与其称为反乌托邦的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个忧心忡忡的人道主义者对黑暗未来先知般的启示,索尔仁尼琴和许多东欧的地下作家也属于同一类型,只是他们带着冷战时期“非黑即白”的极其简单化的思维特征。

与这一类作家相比,另一些作家则有意规避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侵袭与骚扰,他们反抗对于外部世界的包罗万象的宏大叙事,拒绝演绎某种教义或反对某种教义,由表及里,由内到外,以幽灵一样的诡密与恍惚,轻盈与飘渺,遁入自我比迷宫更迷宫的内心,且并不回返。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失去的时间》,用我的话来说,“把一地鸡毛写成史诗”,但对于众多读者,它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甜蜜的折磨。甜蜜的折磨之后,就是读者的发疯!

确实,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恰是我们热爱作家最强大的理由。作家之间的互相排斥、互相误读,互相隔离,正是他们捍卫自我独特性的前提。我们不能要求福楼拜是巴尔扎克,芥川龙之芥是夏目漱石,我们不能要求泰戈尔拥有易卜生那种叛逆的激情,也不要求陶渊明对田园的赞美具备曹操的悲歌慷慨,巨人的头颅不能因侏儒的仰望而被砍掉,一只鸟不能复制另一只鸟的叫声,哪怕它叫得很怪异,很吃力,很难听,作家们美学上的背道而驰,直接抵达的却是人类精神百花园的壮美风景——

赤橙黄绿青蓝紫。

此时,我也在写作,写作了整整一个上午。

有时奋笔疾书,有时低头沉思。

有时饮酒,有时抽烟。

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弹骨灰的姿势很难看。

我问自己:

“你写作的动机你写作的理念是什么?”

“它,它们,驱迫你写下什么东西?”

“那超出你写作动机和写作理念的幽晦之力,非理性之力,混沌之力又来自哪里?”

金汝平,男,60后诗人,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签约作家,出版有诗集《乌鸦们宣称》《独角兽》《小夜曲》《骚动的黑》;另有散文诗集《歌声唱给白骨精》,散文集《静夜思》,评论集《关于诗及诗人的随想》等。

小说家的20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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