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意象来源：《扬子江文学评论》　|　胡学文

一

文学的两极，一极通向世俗，一极通向精神。一极向下，一极向上，方向相反，但指向其实是相同的。由世俗升华，或由精神观照。这么说有些拗口，我们换个说法。文学关涉情感、灵魂、精神、信仰、认知等，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却需要通过看得见的去实现或者说达到目的。这看得见的是什么呢?是时代、背景、环境、社会，而这看得见的也是相对而言，需要借助更具象的东西来实现。比如说，宋朝是很笼统的，要看得见说得清，唯有通过衣、食、住、行等世俗的日常的描述才可达到目的。这些具象的东西，我称之为物质。当然，还有自然的，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森林、草原……

由此看来，遍地是文学的物质。一个人，他的四肢、头脸、五官及器官的分泌物，如眼泪、鼻涕等都可划入物质的范畴。作家当然是有取舍的，不会将其整个纳入作品。这是常理。我想说的是，物质不仅仅是搭建大厦的材质，很多时候具有象征意味。单就小说而言，还可以是故事生发的土壤、叙述推进的动力，具备控制速度与节奏，甚至改变其方向和终点的力量。

1879年，爱迪生制造出了白炽灯，世界由此而改变，和文学自然也是有关系的。在这之前，文学中常常出现蜡烛、油灯、火盆、篝火。在这之后，它们没那么重要了。当然，它们并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彻底消失，毕竟许多叙述是关于过去的，它们依然存在。

如果挑选与故事关系密切的物质，烛火、油灯、篝火都比较常见。在照明的实用功能之外，它们在故事里还有别的作用。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讲述一个鬼故事，在灯光明亮的房间与烛火忽明忽暗的屋角，气氛、效果就大不一样。我们必须承认，烛火是讲述者的同谋。它加重听者的恐惧，让听者的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若烛火燃尽或突然被碰翻，定有尖叫响起。我在初中读书时，有过这样的经历。烛火重又燃起，即使豆粒一样，也让人安心。烛火不再是同谋，而是另一种身份了。在这个大家也可能亲历的故事中，烛光无疑有着双重作用。

在《聊斋志异》中，灯火出现的频率极高，波折或者说转折往往由此开始。行于荒山野岭之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焦急之中忽然看见前方有灯火;又或者，书生夜半读书，风推窗开，烛火倏忽熄灭。在《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在深夜的宫殿给国王讲述故事时，灯火自然也要在场。火光照明的实际功能已退居其次，不那么重要了。

篝火与野外相关，取暖、照明、烤食物，还有吓唬野兽什么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但在文学作品中，篝火还有别的意味。我们用屠格涅夫的《别任草地》举例。屠格涅夫喜欢也擅长描写自然风光，《别任草地》是关于自然的工笔画，美极了。开头便说“那是一个美好的七月天”，从日头、天空一直写到朝霞、云朵。因为打猎，“我”迷了路，当然迷路的风景也很美。然后迷路的“我”看见了篝火。我们品味一下这段文字：

我所在的山冈几乎成一道峭壁，突然垂直而下，山冈的巨大轮廓显得黑黝黝的，从淡蓝的夜空里突现出来，在我的下边，在这峭壁与平地形成的角落处，在静止的、墨镜般的这段河水旁边，在山冈的陡坡下，有两堆相互靠近的篝火亮着红红的火焰，烟气腾腾。

无法回家的“我”来到篝火边，围着篝火的是五个看守马群的农家孩子，作者一一描述了。孩子围着篝火干吗呢?讲妖鬼故事。鬼故事没有地域之分，独属于夜晚。作者在听鬼故事的间隙，再次写到篝火：

火堆的近处映着一个淡红色的光圈，它颤动着，仿佛一碰到黑暗便停下来;火熊熊地燃烧着，有时猛一下向光圈外抛去反光，细巧的火舌不时地舐舐光秃的柳枝，转眼就消失了。

篝火熄灭，“我”发困睡着。清早，自然有关于风景的描写，但作者突然调转话锋：就在这一年，其中一个叫帕韦尔的孩子，坠马摔死了。意外、突然，这个消息与美好的七月天、温暖的篝火之夜没有关联，从逻辑上讲确实没有，可从情感、记忆及生命的角度而言，那个白天、那个夜晚非同寻常。篝火承担着重要的任务。

二

既然爱迪生改良了电灯，那我们就谈谈与电有关的小说。电灯太亮了，制造不出讲鬼故事的气氛，但它可以生发别的。电流是看不见的，算不上物质，它需“附体”于其它。

美国印裔作家裘帕·拉希莉有篇小说叫《停电时分》，我称之为发芽式故事。男主人公苏柯玛和女主人公修芭住在一起三年了，他们是夫妻，也可能仅仅是同居。但六个月前，两人分居了，只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小心翼翼地避免和对方在厨房、卫生间碰面。这很难，但他们做到了。突然有一天，停电了。小说即从男主人公拿到停电通知单写起。没有电，不得不用蜡烛。也因为这唯一的光亮，也因无其他事可做，两人在餐桌前面对面坐定。漫长的夜晚如何打发呢?没有讲鬼故事，作为游戏，两人轮番讲自己的秘密。半年没有说话的男女在没有电的夜晚互相敞开心扉。因为停电，这个夜晚有了滋味。我们都不喜欢停电，生活太不方便了，但于这对男女而言，恰恰相反。第二天，女主人公比平时回得早，而男主公一整天都在等停电时刻。连续几天，两人交换着彼此的秘密，由敞开至拥抱、至接吻。但第五天，来电了。电来得实在不是时候。电让两人变得尴尬又生分。小说最后，女主人公修芭又把灯拉灭。

如此看，电实在是讨人嫌，但唯有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能体会到。我们享用着电的好处，整个世界都是，所以，我们难以体会。

再来看另一篇，美国作家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停电》。男主人公叫布拉德，因为突然停电，他不知该干什么。我们能想象到，我们的生活是被电严密控制的。后来，他想起去所在的小镇的邮局寄几封信，还要去银行存一张支票。在开车回来的路上，他碰见了女邻居。当然，只有女邻居一个人。关键是女邻居的丈夫在外地，两个孩子都在上寄宿学校，更关键的是女邻居家里的报警器坏了，嘟嘟响个不停。

我们说情节往前推进，从另一个方向说，不是推，推就被动了，而是带。情节是有钩的，这个钩自然长在语言的肌体上，一个钩着另一个。就这么一番对话之后 ，布拉德开车送女邻居回家。“车内弥漫着她迷人的体香。”这自然是布拉德闻见的。

布拉德送女邻居回家，修好了报警器，女邻居提议喝点酒。布拉德问女邻居喝的是什么酒，女邻居很吃惊，反问他怎么知道她喝了酒，布拉德说在车里，她闻起来很香。说着往她身边移了移，像是要验证。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能猜出来的。宽衣解带之后，突然来电了。电阻止了两个人发生关系，布拉德说电来得正好，开始系扣子，女邻居劝他不要走，话是这么说，赤身裸体的她也局促不安，脸像起了皮疹，烧得通红。

怎么看待这篇小说呢?出轨未遂或偷情未成?如果这么看，那就不过是一篇通俗小说。就故事而言，确实很普通，普通到俗气，像另一个版本的隔壁老王。但因为有电的介入，提供了思考的向度。电实在是太厉害了，需要强调的是，控制电阀的不是供电公司，而是作家。我相信，也正是电激发了厄普代克的灵感。

三

电话，包括后来的手机进入我们的生活，主要起到了通话工具的作用，但在文学中，它们超越了道具的范畴。

马尔克斯长篇小说写得好，中短篇也棒，我们谈谈他的《我只是来打个电话》。一个叫玛丽亚的女魔术师在演出的间隙租了一辆车，独自前往某地探亲，她和丈夫计划在巴塞会合，晚上有表演。可不巧的是，小汽车出了故障。天已傍晚，还下着雨，情形可以想见。她打了一个小时的手势，总算搭上了一辆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这是救命稻草呀。司机提醒她汽车去不了很远的地方，玛丽亚说没关系，她只需打个电话告诉她丈夫，晚上七点前她到不了。

汽车是开往哪儿的呢?精神病院。等意识到时为时已晚，她出不去了。她反复强调只想来打个电话，但没人听她解释，她想逃，可没跑到大门口便被摁倒，并被注射了镇静剂。强行逃离是不可能了，要离开精神病院，只有一种可能，打通丈夫的电话，让丈夫来救她。为此，她变得听话，甚至委身于女看守。同样是打电话，但前后目的不一样了。等到终于有机会拨通丈夫的电话，她禁不住哭了。她的丈夫骂咧咧地，极速挂了电话。丈夫何以如此呢?小说给出了解释。玛丽亚并未绝望，她给丈夫写了封信，通过女看守送了出去。信是能说清的，她的丈夫终于现身，但让玛丽亚恐惧绝望的，也正是丈夫的到来。他并非接她离开，而是来探望精神病患者。玛丽亚的心彻底死了，如果没打通电话，她想不起给丈夫写信，丈夫不来看她，她还抱有希望。可不可以说，电话是罪魁祸首?我想是可以这么说的，电话是救命的稻草，也是绝望的悬崖。但小说的目的并非揪出电话这个凶手，说到底，电话不过是个面罩而已。

卡佛有个短篇《我打电话的地方》。就题目而言，地方是主角，电话不过是修饰语，是配角而已。但正是这个配角在强调的同时，又暗示出什么。在马尔克斯的《我只是来打个电话》里，电话的重要性有如扳机，在卡佛的小说中，它似乎没那么重要，特别是从故事和叙述的层面而言。如果改个题目，《在戒酒中心》可不可以呢?也是可以的，但从小说所要传递的意蕴角度讲，“打电话的地方”显然更有味。

卡佛被称为极简作家，他的小说表面的故事常常是极简单的，但在叙述的口吻中，在语言的表层下，在故事的褶皱里埋着丰富的信息。

与玛丽亚被关进精神病院不同，“我”是出于自愿，随时可以离开，来此是为了戒酒。“我”已经是第二次进来，第一次是妻子把“我”带到这儿的，第二次是女友送“我”来的。小说关于“我”和妻子、“我”和女友着墨并不多，写得详尽的倒是与“我”一同戒酒的JP 。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讲杀美杜莎的故事，与她直视就会变成山石，因此最后柏尔修斯借助镜子才杀死美杜莎。卡佛也借助了镜子，这个镜子就是JP。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我们可以借用过来，用在每一个陷在困境的人身上。三组人物关系，JP和妻子、“我”和妻子、“我”和女友，把第一组写透足够了。

那么电话起什么作用呢?在小说中，“我”数次提到想打电话及曾经打过的电话。“我”比玛丽亚幸运，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但“我”没有玛丽亚那样明确的目的，更没有玛丽亚那样的决心。“我”是犹豫的，情绪化的，没有方向和预设性的。可“我”还是愿意打电话。小说写到这里，作为“地方”的戒酒中心反倒模糊了，成为背景和陪衬，打电话更重要了。打电话作为一种意愿，是从心底生长出来的，我们看到了那根芽。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话何尝不是解救的稻草呢?

四

文学绕不过尘世，绕不过衣食住行。说到“行”，我们会想到轿子、驴马、骆驼、牛马车、摩托、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等。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自然要考虑时代、人物的身份、地理环境及彼时的实际情形。它们是故事的繁衍地、催化剂，是人物命运的桩与链。水流则活，文同此理。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许多作家、评论家从叙述、文本、人物、思想等多个角度阐释过，我认为，优秀的小说能提供可供阐释的空间，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不深入探讨，接着谈“行”。

小说有个章节，写爱玛与情人莱昂乘坐马车，注意，马车是带篷的，不是敞着的，这很重要。

“行”，一般来说是有目的地的，但此处没有，车夫问莱昂去什么地方，莱昂说随你。他的目的是把爱玛推上车，去哪里并不重要。如果莱昂说出一个较远的地名，也是可行的，但写不出莱昂的急迫。两人上了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小说并没有写，精彩之处也在这里，无声胜有声。不对，是有声音的，是冲着车夫发出的。当笨重的马车下了大桥街，走过广场、拿破仑码头、新桥，在彼耶高乃依的雕像前停住时，车里发出指令!

马车又走动，一直奔到车站，同一个声音喊道，照直走。是喊，而不是说，显然是恼急的。马车漫无目的，忽快忽慢，第三次停下时，车里的声音越发急躁，让马车走起来!正午，马车来到田野，黄布小帘探出一只未戴手套的手，扔掉一些碎纸片。最后，六点钟，马车停在一条小巷，下来一位妇人，面纱下垂，头也不回，照直走了。

两人发生了什么?我们不难猜到，通过莱昂冲车夫急躁的喊叫，通过扔掉的纸屑——那是爱玛写给莱昂拒绝求爱的信，还有未戴手套的手。爱玛上车前可是戴着手套的。

这辆马车对莱昂与爱玛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换成别的地方，莱昂不是把爱玛推上车，而是拽进某个房间或抓着她的胳膊拐进公园，可不可以呢?当然也可以，但那样就少了车夫这个视角，就要直接把光束打在两人身上，太顺利了不好，太不顺利也不好，说不准爱玛把信塞在莱昂手里，突然离开。而且，马车几乎是现成的，房间和公园可没那么好找。

如果旁边有轿车，莱昂把爱玛推上车了，也是可以的。司机在场，没了私密性，有些话可能没法说了，有些动作可能没法做了。顺着这个思路，抛却文化因素，假设让莱昂和爱玛乘坐抬着的轿子，也有诸多不便，诸多不妥。

“行”，是要考虑速度的。这关乎着爱玛的心性，关乎着两人关系的进展，也关乎着叙述的节奏。马车是最合适的，当然，必须是带篷的。

迟子建的中篇小说《踏着月光的行板》与火车有关。一对夫妻，分隔两地，并没多远，也正因为并没多远，他们有了去看望对方的念头。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念头，那就如愿以偿了，但两人怀揣同样的念头，这就出差错了。丈夫和妻子乘坐不同方向的火车，交错而过。那时没有手机，两人不能事先联系，妻子到了丈夫的城市，丈夫到了妻子的城市，这是火车的终点，却不是夫妻想要的终点。

有一句话说得好，我有多么爱它，就有多么恨它。火车于这对夫妻也是如此，但要丰富得多，它让小说有了难以言说的意味。我极喜欢这篇小说，多年之后仍记得其中的细节。

瑞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短篇小说《隧道》也写到了火车。一个大学生在星期日的下午从家里返校，踏上火车。两个小时的车程，他经常走，一年来几乎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如此。在三等车厢的包间里，有位红发女孩在看长篇小说，她坐在靠走廊的角落，大学生坐在靠窗的位置。同一包间、女孩、大学生，故事的要素具备了。但这是作家抛出的烟雾弹，之后笔锋就转到了隧道。火车开了不到二十分钟就驶入这条小隧道，大学生从来没有注意过，只是感觉到它的存在。隧道很短，所以他像往常一样没有取下太阳镜。也因为隧道很短，没开车灯，后来有电了，红发女孩又开始读小说，可火车还在隧道里。大学生疑惑不解，来到走廊，试图弄清原因。他以为乘错了火车，这是有可能的。旁的乘客说是对的，但大学生仍难以确认，又找到列车员查验车票，列车员告诉他没上错车。大学生越发困惑，也越发焦躁。被列车员再次告知火车是开往苏黎世，他并没有坐错车后，大学生要求见列车长。他找到列车长，说火车已在隧道内穿行了二十分钟，列车长并没有异常反应。列车长把大学生带到列车的最前端，年轻人再次提到隧道，列车长的回答是无可奉告。“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陷入这条隧道的”，列车长极其平静，“我们运行在轨道上，那么隧道肯定是通往某个方向的，没有什么可以证明隧道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当然除了它没有尽头外”。大学生要求列车长刹车，并试图拉制动手柄。这时，列车长告诉了他一个更“真实”的答案：列车在向下行驶。

司机在进入隧道五分钟后就已跳车，列车以一百五十迈的速度朝下穿行，对此，无论是列车长还是大学生均无能为力。

说到这儿，我们回头看看那个与大学生坐在同一车厢看小说的红发女孩，虽没有交流，无关风月，但她也是重要角色，还有那位自己下棋的胖子。这么说吧，除了大学生，没有一个乘客在意火车在隧道里穿行了多久，还要穿行多久。中国有句古语，既来之则安之，用在此处倒是挺合适。其实，每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而大学生由疑惑、焦急并试图做点什么，到最终屈服。过程长了点，但还是与他人一样了。

没有尽头的隧道，控制不了的火车，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灾难故事，而是属于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隐喻、变形、怪诞、象征，这样类型的小说已经很多，但它仍不失为一篇优秀小说。

假如我们把火车换作大巴，是否可以呢?长途大巴也常常穿行于隧道，有现实性的依据。从这个角度讲，当然是可以的。但抛开小说的技术性难度不说，就失控感而言，汽车与火车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前者难有后者的效果。

所以，作家在物质的选取上，绝不是随便用之，一定是精心设计的。写作的公平之处在于，物质始终在那里，谁都可以用。就看你怎么用，赋予它什么样的意象。

【附·短篇小说】

我只是来打个电话

马尔克斯/朱景冬 译

一个春雨如注的傍晚，玛丽亚·德·拉·卢斯·塞万提斯驾驶一辆租的小汽车独自往巴塞罗那，在洛斯·蒙内格罗斯荒漠上出了故障。她是一个27岁的墨西哥女人，美丽而严肃，几年前曾是个小有名气的多才多艺的演员。她和一位室内魔术师结婚;在拜访过萨拉戈萨的几位亲戚后，他们将在巴塞会合。在绝望地向冒着大雨奔驰的小汽车和载重汽车打了一个小时的手势后，一辆破旧不堪的公共汽车的司机伸出了同情之手，让她上了车。司机提醒她说，他的汽车不去很远的地方。

“没关系，”玛丽亚说，“我只需要打个电话。”

不错，她只需要打个电话，想告诉她丈夫，晚上7点前她到不了。她像一只浑身湿透的小鸟，穿一件学生大衣，一双四月间在海滩上穿的鞋。出了事故后她心慌意乱，竟忘了带汽车的钥匙。一个和司机一道旅行的、模样像军人但性情柔和的女人给她一条毛巾和一条毯子，并在身边给她腾了个地方。不等身上衣服完全晾干，玛丽亚就坐下来，披上了毯子。她想燃上一支烟。但是火柴被雨浇湿了。邻座的女乘客替她点上了烟，同时向她要了一支烟。她的烟，干的没有几支了。她们吸烟时，玛丽亚禁不住发泄起心中的不快来，她的声音比哗哗的雨声和汽车的隆隆声还高。那个女人把手指放在嘴上打断了她的话。

“她们在睡觉。”低声说。

玛丽亚从肩上往后看了看，发现汽车上坐的全是年龄不同、身份不明的女人，身上都裹着跟她那一条一样的毯子在睡觉。看见她们那么安静，玛丽亚受到感染，也蜷缩在座位上，任凭车外的大雨哗哗作响。等她醒来时，已是夜晚，暴雨也已化为冰冷的夜露。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她睡了多长时间，也不清楚她们在界上的什么地方。邻座的女乘客却很警醒。

“我们来到哪儿了?”玛丽亚问她。

“我们到了。”那个女人回答。

公共汽车开进一幢既高大又阴暗的楼前的一座用石块铺砌的院子。那个地方看上去就像坐落在一片参天大树林中的一座古老修道院。被院中的一盏灯微微照亮的女乘客们坐在车上一动不动，直到那个军人模样的女人像在幼儿园里一样发出一系列对小学生的命令后她们才下车。她们都是成年人，在昏暗的院子里不慌不忙地移动，仿佛梦中的幽灵。最后一个下车的玛丽亚想，她们准是些修女。但是当看见车门下那几个接她们的穿制服的女人时，她就不这么想了。那几个女人把毯子披在她们头上，免得被淋湿，让她们排成纵队，然后不用声音而只用紧急而有节奏的击掌对她们讲话。玛丽亚和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女人道别后想把毯子还给她，但是她叫她用毯子蒙着头穿过院子，把毯子交给看门人。

“这里有电话吗?”玛丽亚问她。

“当然，”那女人说，“门房里会有人告诉你。”

她又向玛丽亚要烟。玛丽亚把湿烟盒里的烟全给了她。“路上会晾干的。”她对她说，那女人站在汽车踏脚板上挥手和她告别，几乎对她道：“祝你幸运。”汽车启动了，没有给她更多时间话别。

玛丽亚向大楼门口跑去。一位女看守用力拍了她一下想拦住她，但是没用，不得不冲她大喊：“我叫你站住!”玛丽亚从毯子底下往外瞧，看见两只冰冷的眼睛和一个无情地指着院子里的队列的食指，她听从了。走到大楼的门廊，她离开队列，去问男看门人电话在哪里。一个女看守拍着她的后背让她归队，同时十分亲切地对她说：“在这儿，美人儿，电话在这儿。”

玛丽亚和其他女人顺着阴暗的走廊走去，最后进一间集体宿舍，女看守们收拾了被褥开始分配床铺。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玛丽亚觉得她富有人情味，级别更高，拿着一张名单，一个个查看刚来的女人们缝在女用紧身背心上的纸牌上的名字，进行核对，当她走到玛丽亚面前时，发现她身上没有身份牌，感到奇怪。

“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玛丽亚对她说。

她连珠炮似地对她解释说，她的汽车在公路上毁了。她丈夫是节庆活动的魔术师，正在巴塞罗那等她，好在半夜前履行三项诺言。她想告诉他，她不能按时陪他表演了。快7点钟了。10分钟后他应该离家上路。她担心由于她的耽误，一切安排会被取消。女看守好像很注意听她讲述。

“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亚把名字告诉了她，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但是她查了好几遍，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她惊慌地问一个女看守那个女人没有说话，只是耸了耸肩。

“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玛丽亚说。

“可以，美人儿，”女长官她说，遂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态度把她领到她的床前，“你要是好好地待在这儿，你可以和任何人打电话。不过，现在不行，得到明天。”

这时，玛丽亚的脑海里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使她明白了汽车上的那些女人为什么像在鱼缸底儿上游动一样。实际上，她们是服了镇静药后平静下来的，那幢有着高大的石壁、冰冷的楼梯、光线阴暗大楼实际上是一家精神病医院。想到这儿，她怕极了，随即跑出宿舍，想逃走。但是还没跑到大门口，一个穿着机械师的连衫裤的女看守就猛地一把抓住她将她的胳臂一拧就把她按在了地上。玛丽亚吓瘫了，斜眼望着女看守。

“看在上帝份上，”她说，“我以我去世的母亲的名义起誓，我只想来这儿打电话。”

但是一看到她那副面孔，她就明白了：面对那个穿连衫裤的狂怒的女看守，哀求是徒劳的。由于她力大无比，人称艾库利娜。她专门负责对付棘手的情况。她曾掐死过两个犯人，她那双北极熊般的手臂受过稍不小心就会把人杀死的技术训练。第一次杀死人，经调查取证，作为意外事件结了案;第二次杀死人，具体案情不明，艾库利娜只受到指责和警告：再杀死人要受到彻底查处。一般的说法是，这个出身大家望族的浪女在西班牙好几家精神病院干过一种可疑的职业，造成若干查不清的事件。

为了使玛丽亚安静地度过第一夜，女看守不得不给她注射麻醉剂。天亮前，当她被吸烟的欲望催醒时，发现她的手脚被捆在床栏杆上。她大呼小叫，但是没有人来理她。上午，人们不得不把她送往卫生间，因为发现她倒在她自己屙的屎尿中失去了知觉。而这时，她丈夫在巴塞罗那连她的下落的一丝线索也还没有找到。

她不清楚过了多久才苏醒过来。不过，那时世界已是一片爱的暖流。一位高大的老人在她床前缓步踱行，脸上带着平静的笑容，以长者的宽宏仁爱之心把生活的幸福还给她，他是精神病院院长。

在对他说话之前，玛丽亚都没有问候他一声，却先向他要一支烟。他把烟点上，递给她，然后把几乎一满盒烟送给了她。

“趁着这个机会你痛快地哭一场，”院长用困倦的声调对她说，“眼泪是最有效的药。”

玛丽亚不顾一切大哭起来，好像在爱之后的厌烦中她从没有能在她萍水相逢的情人们面前这样哭过似的。院长一边听她哭，一边用手指为她理头发，给她把枕头摆好，好让她的呼吸顺畅些，然后以她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学识和柔情把她领进他那模糊不清的迷宫。这是她生来第一次奇迹般地得到一个男人的理解，而这个男人用整个心灵听她哭泣，却不想得到跟她睡觉的回报。过了长长的一个小时后，她翻肠倒肚地哭够了，才求他答应她跟丈夫通电话。

院长以他的身份赋予他的全部庄严的表情站起身。“还不行，美人儿，”他说，同时亲切地轻轻拍了拍她的面颊，这种慈爱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什么事情都是到时候才能做。”他从门外对她表示了祝福，随后永远消失了。

“相信我吧。”他临走前说。

当天下午，玛丽亚就以一个顺序号和一番关于其出身的秘密和身份的疑问的简单解释被登记进了收容院。她名字旁边有院长亲写的评语：“此人容易激动。”

正如玛丽亚预料的那样，她丈夫离开奥尔塔区他那一套朴素的楼房后，离履行三项诺言的时间晚到了半小时，在两相情愿自由结合的近两年间，她这是第一次没有准时到达。考虑到那个周末外省那场破坏性的凶猛的大雨，对妻子的迟到是理解的，在离家之前，他写了一张纸条钉在门上，上面写着他晚上的旅行路线。

在第一次欢乐聚会上，所有的孩子都化装成大袋鼠，他放弃了表演钓鱼的重要魔术，因为没有玛丽亚的协助他是演不成的。第二次表演是在一位坐在轮椅上的93岁的老妇人家里进行的，在迄今为止的30个诞辰中，她每年都郑重地请一位不同的魔术师来表演。对玛丽亚的耽误，他非常沮丧，表演最简单的魔术他都不能集中精神。第三项活动在朗布拉斯大街一家音乐咖啡馆里进行(每晚不误)，他在那里无精打采地为一个法国旅游团表演。他们不相信看到的一切，因为他们拒不相信魔术。每次表演后，他都要往家里打电话，失望地等待玛丽亚的回答。在最后一次表演中，他再也控制不住担心发生某种不幸的忧虑心情。

当他坐着为公共演出而改装的轻型载重汽车回家时，他到恩惠林荫大道上的棕榈树上闪着春天的灿烂阳光，悲哀地想到这座城市没有了玛丽亚会怎么样，不禁浑身一颤。而当他看到他留的字条还在门上钉着时，最后一线希望便破灭了。他的心境坏极了，连他养的猫也忘了喂。

直到现在写这个人的故事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不知道他究竟叫什么，因为在巴塞罗那我们只知道他的艺名：魔术师萨图诺。此人性情古怪，在社会交际方面呆若木鸡，但是他所需要的精明和风趣在玛丽亚身上却绰绰有余。是她牵着他的手生活在这个有着巨大奥秘的结合体中。在这座城里，半夜以后谁也不会想到给谁打电话寻找自己的女人。可是萨图诺刚刚到来时就这么做过，他不愿意回想这件事，所以那天夜里他不得不向萨拉戈萨打电话，那有一位半睡不醒的老奶奶不慌不忙回答他说，玛丽亚吃完午饭就动身了。他睡了不过一小时天就亮了。他做了一个乱七八糟的梦，梦见玛丽亚穿着一件褴褛不堪的新婚礼服，身上溅满了血。他惊恐地醒来，确信玛丽亚又把他孤单单地抛下了，现在永远把他抛在了没有了她的广漠的世界上了。

在最近的五年中，她曾经三次这样对待三个不同的男人，其中包括他，在相识几个月后，她把他抛在了墨西哥城，那时他们在安苏雷斯移民区一个佣人的房间里爱得发疯，幸福得要命。在经过一夜的不可告人的纵欲之后，一天早晨，玛丽亚没在家里醒来。她把属于她的一切东西，包括她前次的结婚戒指和一封信，都留给了他。信上说，她忍受不了那种毫无节制的爱和折磨。萨图诺认为，她准是回到她第一个丈夫那里去了那是她的一位中学同学，她不到年龄就偷偷地跟他结了婚。过了两年没有爱情的生活后，她又为了另一个男人而抛了他，不过，她并没有去找她的第一个丈夫，而是回娘家去了。他不惜代价去她娘家找她。他毫无条件地恳求她，对她作的保证远远超过了他下决心做到的界限。但是他所碰到的却是一种不改变的决定。“爱情有长有短。”她对他说。末了她恩断义绝地说：“我们的爱情是短命的。”面对她的绝情，他无可奈何，只好罢。但是在万圣节的某个清早，事情几乎过去一年之后他回到他那间孤单的房间时，却看到她戴着柑橘花冠状头饰，拖着泡泡纱新婚礼服的长尾巴，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玛丽亚把实情告诉了他。她的新未婚夫是个鳏夫，无儿无女，对待生活坚决果断，决定去天主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和她结为百年之好。他叫她穿上礼服，在祭坛前等他，他父母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举行庆祝活动。她参加了娱乐，跟随马利亚奇乐曲唱歌、跳舞，喝得醉乎乎，在强烈的悔恨心情支配下，便三更半夜来找萨图诺了。

萨图诺不在家，但是她在走廊的花盆里找到了钥匙，因为他们常把钥匙藏在那里。这一次，该她向他无条件地屈服了。“从现在起你还想离开我吗?”他问她。她用维尼修斯·德·莫朗埃斯的一句诗作了回答：“爱情只要还存在，它就会永恒不衰”。两年之后，他们的爱情依然永恒不衰。

看来玛丽亚是成熟。她放弃了当演员的梦想，把身心都献给了他，无论是职业上还是在床上。前一年底，他们参加了在佩皮尼昂举行的魔术师代表大会，回来的途中去了巴塞罗那。那里的观众非常喜欢他们的表演，结果他们竟在那里逗留了8个月，一切都很顺利，他们在典型的卡塔兰人居民区奥尔塔买了一套楼房，环境虽然喧嘈，也没有人看门，但是房间宽绰，五个孩子住也绰绰有余，直到她租了一辆小汽车去萨拉戈萨的那个周末，他们过得再幸福不过了。她去萨拉戈萨探亲，答应星期一晚上7点回来。但是直至星期四天亮还没有得到她活在世上消息。

到了下星期一，出租汽车公司给他家打电话，寻找玛丽亚。“我一无所知，”萨图诺说，“你们去萨拉戈萨找她吧。”他放下了电话。过了一个星期，一名城市警察来到他家，告诉他：有人在卡迪斯省一座离玛丽亚停汽车的地方90公里的峭壁下发现了那辆汽车，汽车只剩下车架子了。警察想了解一下玛丽亚是否更清楚这起盗车案的情况。萨图诺还在喂他的猫，几乎没有看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别浪费时间了，他妻子是从家里逃走的，他不知道她跟谁逃走的，也不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他是那么确信无疑，警察觉得没趣儿，只好请他原谅他提的那些问题。此案就此了结。

怀疑玛丽再次逃走的念头驱使萨图诺前往卡达克斯的斯亏·弗洛里达。罗莎·雷加斯曾请他们去那里乘帆船航行。他们在佛朗哥统治的末期“杰出的左翼人士”经常出入的拥挤而简陋的“马里丁姆”酒吧里，坐在一张铁桌子周围的铁椅子上。那桌子本来只能坐6个人，却坐了他们20个人，在吸完了那天的第二包烟后，玛丽亚就没有火柴了。一条布满男性汗毛、戴着一只罗马铜手镯的瘦胳臂拨开桌边的人群，给她点烟。她向他表示了谢意，但没有去看那是谁。不过，魔术师萨图诺看到了他。那是一个青年，骨瘦如柴，未留胡须，面色像死人一般白，背后拖着一条达到腰部的乌黑的尾巴。酒吧的玻璃窗勉强抵挡着春天狂怒的北风，但是他却穿一套出门穿的粗棉布睡衣裤和一双农夫穿的系带凉鞋。

直到秋末才有人在小巴塞罗那海贝餐馆看到他。他仍然穿着那身普通的印花布衣服，背后不是马尾巴而是一条长辫子。萨图诺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向他们打招呼。从那个青年吻玛丽亚的方式和玛丽亚回吻他的方式上，萨图诺像受到电击一样怀疑他们在偷偷地幽会。几天后他偶然在《家庭生活指南》上看到玛丽亚写的一个新人名和电话号码。无情的忌妒之火使他明白了那个家伙是谁。闯入者的登记卡终于使他的面目暴露无遗：他22，有钱人家的独生子，流行玻璃柜装饰师，具有两性人和受雇充当已婚夫人们的抚慰者的臭名声。但是，萨图诺不得不忍受到玛丽亚不回家的那个夜晚。于是，他开始每天打电话找那个青年，最初从晚上6点到第二天黎明每过两三个小时打一次，后来，只要手边碰到电话他就打，由于没有人接电话，他的心情越发痛苦了。

到了第四天，一个只为了打扫卫生才去那人家的安达鲁西妇女接了他的电话。她说：“少爷走了。”她回答含含糊糊，足以让他发疯。萨图诺忍不住问她：“玛亚小姐是不是偶然住在那里?”

“我们这儿没住过什么叫玛丽亚的，”那个妇女告诉他，“少爷是单身汉。”

“我知道，”他对她说，“她不住在那里。不过，她有时到那里去，对吗?”

那个妇女生气了。

“妈的，你到底是谁呀?”

萨诺放下了电话，他觉得那个女人的否认进一步证明：对他来说，事情不只是一种怀疑，而是确信无疑了。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在后来几天里，他按照字母顺序给巴塞罗那所有的熟人打了电话。谁也不向他提供有关情况。但是每打一次电话，他的不幸就增加一分。因为在“杰出的左翼”中的顽固的熬夜者中，他那种发疯的忌妒情绪已无人不晓总在电话上跟他开玩笑，这使他感到难受。只在这时他才明白在那个美丽的，却是神经错乱、不可捉摸、永不会幸福的城市里他是何等的孤单。大清早，在喂完了猫之后，他用力压着胸口免得死去。他决心把玛丽亚忘记。

两个月过去了，玛丽亚还不习惯精神病院的生活。她用拴在粗木长桌上的餐具勉强吃几口狱中的份饭活命，眼睛盯着那位支配着阴暗的中世纪餐厅的佛朗西斯·佛朗哥将军的石版画像。最初，她不理会教会规定的祈祷时间及其愚蠢的惯常活动：早祷、赞祷、夕祷和占用大部分时间的教会的其它日课。她拒绝在娱乐的院子里打球，拒绝在一伙女患者以疯狂的热情管理的假花作坊里工作。是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她渐渐适应了修道院的生活。大夫说，总而言之，她们都是这么开始的，迟早会成为精神病院的一员。

没有烟吸的问题，头些日子是通过一位女看守以金首饰的高价卖给她香烟解决的，现在把仅有的一点点钱花完后，烟瘾又来折磨她了。后来她只好借某些女患者用在垃圾堆上捡来的烟头卷的报纸来过瘾，因为她的烟瘾强烈得如同打电话一般急迫。后来她依靠做假花挣的一点点钱只能使她得到短暂的满足。

最难熬的还是孤独的夜晚。许多女患者跟她一样在昏暗中睁着眼，但是什么也不敢做，因为值夜班的女看守仍然守着用锁和锁链拴住的大门。但是一天夜里，玛丽亚痛苦难忍，于是用邻床的女伴听得见的声音问道：

“我们这是在哪儿呀?”

女伴用严肃而清楚的声音回答：

“在十八层地狱里。”

“据说这地方是摩尔人住的地方，”另一个远些的声音说，那声音在宿舍里回荡，“这大概是真的，因为在夏天有月亮的时候，可以听见一些狗对着大海狂吠。”

这时传来链条滑过金属环的声音，那声音仿佛苦役船抛锚的哗啦声。房门开了。看门的女人，在短暂的寂静中惟一像是活着的人，开始在宿舍里从一端踱到另一端。玛丽亚吃了一惊，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什么这样。

从她来到精神病院第一个星期起，夜间值班的女看守就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她陪她睡在值班室里。她用商谈具体生意的口吻说：她愿意用香烟、巧克力等等东西换取她的爱。“你可以得到一切。”她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会成为美女。”面对玛丽亚的拒绝女看守改变了方式。她把示爱的字条塞在玛丽亚的枕头底下，装在她的白色长工作服口袋里，放在她想不到的地方，那些字条是一种能够让石头发抖的不顾廉耻的催促形式。看来，一个多月以前，宿舍里发生那桩意外事件的晚上，在失败面前她就感到无可奈何了。

当她确信所有的女患者都已睡熟了的时候，女看守便走到玛丽亚的床前，一边吻她的面颊、因恐惧而绷紧的脖子、僵直的胳膊和酥软无力的双腿，一边在她的耳边低声说着种种淫秽的言语。最后，也许她认为玛丽亚的瘫软并非由于恐惧而是由于满足，便得寸进尺，越发放纵。玛丽亚于是反手给她一耳光，她一个趔趄撞在了旁边的床上，在患者们的哄笑和叫喊声中，女看守恼羞成怒地爬了起来。

“婊子养的!”她叫道，“我们会一起烂在这个臭猪圈里，到头来你会为我发疯的。”

6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夏天不声不响地突然到来了。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因为感到闷热的女患者们在听弥撒时开始脱掉哔叽长袍。玛丽亚漫不经心地观看患者们打球，女看守们在中殿里像瞎眼的母鸡一样乱跑，在混乱中，玛丽亚竭力躲避着意外的碰撞，却不知怎么闯进了一个空荡荡的办公室，那里有一部电话不停地响着哀求似的铃声。玛丽亚不假思索地接了电话，听见一个遥远的、笑嘻嘻的声音，那个声音开心地模仿电话局报时的语调说：

“现在是4点92分107秒。”

“女人气的家伙。”玛丽亚说。

她漫不经心地放下了电话。准备离开时，她突然想到差点错过一次难得的良机。于是她拨了个号码，心情紧张，动作急促，她不敢肯定拨的是不是她家的号码，她等待着，心房激烈地跳动，她听见了她所熟悉的电话铃发出的渴求的、悲哀的声音，响了一次，两次，三次，她终于听到了她亲爱的丈夫在没有她的家中的回答声。

“喂?”

她必须等着由于哭泣而造成的喉咙的梗塞消失后才能讲话。

“亲爱的，我的宝贝。”她叹口气。

她禁不住哭起来。电话线的另一端一阵可怕的寂静。燃烧着忌妒的声吐出了这句话：

“婊子!”

他啪一声把电话挂上了。

那天晚上，玛丽亚在一次疯狂的发作中把挂在餐厅的最高统帅的石版画像摘下来，用全身的力气把它冲着花园的玻璃窗扔去，随即倒在血里。即使如此，她仍然狂怒地拳打脚踢那几个企图制服她却无济于事的女看守，直到看见艾库利娜抱着双臂站在门口望着她，她才住手。她屈服了。但是她还是被拖到发疯的精神病患者的病房里，用冰冷的水龙带浇她，还在她腿上注射了松节油。由于双腿肿胀，玛丽亚寸步难行，她意识到，只要能逃出那座地狱，世界上的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第二个星期，在回到普通宿舍后，玛丽亚悄悄地爬起来，去敲夜班女看守的房门。

玛丽亚事先提出的代价是要求女看守为她丈夫送一封信。女看守答应了，但是这笔交易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她还用食指狠狠地指着她说：

“要是让人知道了，我就杀死你!”

这样，到了下个星期六，魔术师萨图诺便开着庆祝玛丽亚归来用的马戏团的车去了疯人院。院长在他那间像战舰一般洁净而整齐的办公室里亲自接待了他，亲切地向他报告了玛丽亚的状况。谁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她是怎样来的，何时来的，因为她进该院的第一份材料是跟她谈话时口述的登记卡。那一天进行的调查毫无结果。不管怎样，院长最想知道的是萨图诺如何得知他妻子的下落的。萨图诺守口如瓶，保护了那位女看守。

“是汽车保险公司的人告诉我的。”他说。

院长满意地点了点头。“不知道保险公司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他说。他瞥了一眼他放在他那禁欲主义者的写字台上的文件，最后说：惟一确实的是她的病的严重性。如果萨图诺为他的妻子着想而答应不超越院长限定的行为的话，院长可以允许他去看她。特别是在他对待她的方式上，决不能让她那种越来越频繁和危险的暴怒复发。

“怪了，”萨图诺说，“她一向就很坚强，自制能力也不弱。”

大夫打了个无所不知的手势。“有些行为多年间处于潜伏状态，总有一天会爆发，”他说，“不管怎样，她来到这儿还是幸运的，在需要严厉对待的时候我们是内行。”最后他对玛丽亚那种对电话着迷的怪念头提出了警告。

“看她去吧。”他说。

“你别急，大夫，”萨图诺满面春风地说，“这是我的特长。”

客厅是牢房和忏悔室的混合物，从前是修道院的会见室。萨图诺进来了，但这并没有在两人心中激起他们所能期望的爆炸性的快乐。玛丽亚站在客厅中央，靠着一张小桌，桌边有两把椅子，桌上有一个没花的花瓶。她穿着她那一件草莓色的旧大衣，一双别人施舍给她的脏鞋子。艾库利娜抱着双臂站在一个角落里，几乎无影无形。看见丈夫进来，玛丽亚一动未动，被玻璃渣子擦伤的脸也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彼此像往常那样吻了一下。

“你感觉怎样?”他问她。

“幸好，亲爱的，你终于来了，”她说，“这种生活哪是人过的。”

他们没有时间坐下谈。玛丽亚哭得泪人儿似的，一边哭一边对他讲精神病院的贫苦，女看守的野蛮行为，狗食般的饭菜由于恐惧而不敢合眼的漫漫长夜。

“我不知道我会在这住多久，也许几个月，几年，但是我知道一年会比一年糟，”她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相信，我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他说，一面用手指肚儿抚摸着她脸上的新伤痕，“我每个星期六都会来的。如果院长允许，我会多来几次。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玛丽亚用她那双充满恐惧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萨图诺施展他在表演大厅里的演技，用编织弥天大谎的天真口吻对她讲了大夫的令人感到欣慰的预言。“总之一句话，”他最后说，“过些日子你会完全复原的。”玛丽亚明白了他说这话的意思。

“看在上帝份上，亲爱的!”她惊讶地，“不要对我说你也认为我疯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他说，他想笑，“问题是，对大家来说你在这儿多住些日子是大有好处的。当然条件必须是舒适的。”

“可是我对你说过了，我不过是来打电话的!”玛丽亚说。

面对她这种可怕的怪念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望了望艾库利娜。艾库利娜利用这个机会指了指她的手表，告诉他探望时间该结束了。玛丽亚顺着他的目光，往身后看了看，看到艾库利娜已处于出击的紧张状态。于是她搂住丈夫的脖子，像真正的疯子一样大叫起来。他怀着最深切的爱把她从身上推开，让艾库利娜去处置。艾库利娜从背后向她扑来，不等她出反应就用左手把她的胳膊往后一拧，用另一条钢铁一般的手臂夹住了她的脖子，同时冲着魔术师萨图诺吼道：

“滚!”

萨图诺惊恐地逃走了。但是到星期六，他的恐惧心情早已烟消云散，便又来到精神病院：带着那只跟他一样也穿着伟大的莱奥塔乐多那种红黄两色的运动服的猫，戴着高礼帽，披着能绕上身一圈儿半的大斗篷，好像为了飞似的，他驾着赶集用的轻型载重汽车，进了精神病院的院子，在那里进行了差不多长达三个小时的魔术表演。女患者们站在阳台上开心地观赏，乱糟糟地叫喊着，不顾一切地欢呼着除了玛丽亚，女患者们都站在那里。玛丽亚不但拒绝见她的丈夫，甚至也不肯从阳台上看到他。萨图诺觉得像受了致命伤一样痛苦。

“这是一种典型的反应，”院长安慰他说，“会过去的。”

但是始终没有过去。经过多次想重新见到她的尝试后，萨图诺千方百计想叫她收下他的一封信，但是徒劳。她一而再，再而三地一连四次把信原封不动地退给了他，连理由也不讲。萨图诺只好善罢甘休。但他仍然把一定数量的香烟给她放在精神病院门口，只是根本不知道是否送到了玛丽亚手中。他这样一直做到被无情的现实征服为止。

从此，人们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只知道他又结了婚，回本国去了。在离开巴塞罗那前，他把那只被饿得半死的猫留给一位萍水相逢的女朋友喂养，此外她还答应继续给玛丽亚送香烟。但是后来她也不见了。罗莎·雷加斯回忆说，大约12年前，她曾在英国首都看见过她，她剃了光头，穿着某个东方教派的橙色尼姑长袍，鼓鼓的肚子快生了。她告诉她，只要有可能她就继续给玛丽亚送烟，并为她解决了某些意想不到的急迫问题，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医院只剩下一堆砾，一片废墟，那幅景象就像那些可憎的岁月留给人们的一片不愉快的记忆。她最后一次看见玛丽亚时，觉得她神志很清醒，身材有点超重，很满意修道院的平静生活。那一天，她把那只猫也给她带去了，因为萨图诺留给她给猫买食儿的钱已经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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