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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悟道:写作状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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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关于书的书,有一种关于写作的写作。有时,写作来自于人的激情,焦虑,失落和莫名其妙的忧伤,来于人探求万物和自身奥秘的巨大冲动,偶尔,写作不过是试图揭示对写作的认识。它必然是片面的,局部的,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写作的理解,那么,坐下来,专心致志,全力以赴。“开始吧!”

并非故意设置障碍,而是那些写作时的障碍无处不在。多少人在这种障碍前徘徊,退缩了,止步了,又有几个人迎头赶上和它肉搏一场?对写作障碍克服的程度,决定了一个文本失败或者成功的程度。而每一次写作,又有陌生的,诡异的,庞大的,更难以克服的障碍,等等他去克服。写作的痛苦与愉悦,就这样融为一体,让写作者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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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杰出的大脑里充满了奇思异想。凭借着语言的魔力,这奇思乱想就长出美的翅膀。

从时间中掠过。从破空而来的阳光和一滴虚静之水中掠过。也从读者们难以言诉的精神快感中掠过。写作者,有福了。这不就是灵感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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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写作状态”,对于写作者至为重要。它需要等待而无法制造。我羡慕那些忙完工作和琐事坐下来就纵横书写的人,又不能不怀疑其有效性。莫非仅仅是摆出某种写作的姿势给别人看?不,必须通过思想而写作,通过写作而思想。对于我,思想和写作是同一回事。

思想;刀刀见血的思想!然而,真正深刻的思想,必对旧有的存在秩序构成威胁,构成挑衅,也必把思想者逼到岌岌可危的悬崖之上。一旦踏空,粉身碎骨。朋友,你敢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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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为平生得意之作,艺术上超越了《百年孤独》;鲁迅则选择《孔乙己》而不是《狂人日记》及《铸剑》为自己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确实,写作者和读者的立场,导致了评论作品时的偏离和差异。有时,这种差异乃是巨大的,甚至咫尺千里!我们常常遇到这种怪诞:一个作家觉得自己是越写越好,读者却觉得他越写越差。不可回避的分歧产生了,作家与读者又该怎样对话?或者各说各的话叽叽喳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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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贾岛慨叹:“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说明两点:第一,贾岛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对语言的无限敬畏;另一点,也证明了贾岛作为一个优秀诗人而不是大诗人其创造力的有限性。

是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诗不会轻而易举从天而降,诗也不会像春日的花朵和冬日的雪触手可及。

但遇上李青莲和苏东坡呢?遇上莎士比亚和惠特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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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的悲哀无所不在。但写出一部被悲哀深深浸透的书,作者是快乐的。“我写故我在”,写作的重要使命与职责之外,写作还是我们寻觅快乐追逐快乐享受快乐的一种特殊方式,像一群孩子嬉戏着捕捉绿草地上的蝴蝶。让我们祝福快乐的作家,在那些不朽的书里,他们不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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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坛上就叱咤风云的作家,不是庸常之辈;那些死后才从时间的废墟深处挖出来的天才,一般来说更带有非凡的创造力,文本闪耀的幻美之光,更取悦后来者好奇的眼睛。而这迫使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不被时代理解,寂寞一生。

写到这里,我想起卡夫卡、本雅明、爱伦坡、狄金森、索德格朗,还有我们古代的陶潜、杜甫,曹雪芹。还有我们的穆旦、海子。

“秋天深了,神的家中鹰在结合

神的故乡鹰在言语

秋天深了,王在写诗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海子在今日名满天下,而1989年3月26日,年仅25岁的诗人就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那时,海子又是谁 ,什么王在写诗?簇拥而来的乌合之众们,一哄而散吧。

所谓被扼杀的天才复活了,不过是被再一次,再二次,再一百次地扼杀。人们却用 “热爱”、“崇拜”、“欣赏”、“理解”、“研究”的种种名义。

生前的寂寞,死后的热闹,这才是天才的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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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惧怕同行的忽略与蔑视——“文人相轻”,但珍视同行者之间战斗的情谊——“文人相亲”。还用举更多例子吗?歌德与席勒,马克思与恩格斯,鲁迅与瞿秋白……而此刻夜深人静,天街小雨疯狂的诗人们醉酒后更疯了,互相抚摸,嬉戏,频频举杯,点头哈腰,互相吃奶。请看,一个骨瘦如柴的青年诗人竟被一个雄赳赳的中年散文家举了起来,但不会抛进深不可测的黑夜之海。

或许,写作者的互相关注互相鼓励,乃是一种伟大之力,支撑着这些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里不合时宜的家伙们,点燃火炬,奋然前进:把写作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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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往往在陈词滥调之中。陈词滥调在最初,也是新鲜、奇妙的,只因一再重复,被无数庸才用无数唾沫淹没了。于是,真知灼见沦落为大众的常识,真理之光也随之黯淡。

让我们寻求那些更奥秘,更陌生,隐匿于万物深处的真理吧,发现它们,说出它们,让它们也变为陈词滥调,再等待一代又一代后来者继续这一永恒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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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正的创造相比,过分的引经据典,不过是才能贫乏的标志。表面上看起来博古通今,通知渊博,其实正掩盖着自己精神上的依附性,像一种爬行动物只能匍匐在别人开拓的道路上面,这个大师这么说,那个伟人那么说,除了抄袭别人的见解,自己就是个哑巴,不,哑巴还能有力地熟练地打着手势,而这些精神上的鹦鹉,只能吱吱呀呀地可悲地重复别人的语言。

身上长着华丽的羽毛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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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语言揭示生存和世界的所有奥秘,用智慧和才华抵达万物的真正本源,这是每个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但也仅仅是理想而已。它表达了作家试图摆脱个人局限而跃入自由王国的焦灼渴望。事实上,无论阅历多么丰富,体验多么深刻,学识多么渊博,才能多么巨大,作家都不可避免地置于较为狭窄的天地中,处于时间和空间相交叉的特定的某一点上。这残酷地注定了他不能汲取人类全部生存的信息和资源,他只能在那一特定的点上说出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另一方面,古今中外传统的压迫和历代大师天才们的遗产,都使他意识到创造的艰难。在这样一种难以言诉的困境中,他真正的、启示性的发现只能是有限的、片面的、零散的,但这些发现渗透着作家的血肉和悲欢,因而异常珍贵。所以,我喜欢有深度的作家甚于有广度的作家,如果说,前者像“井底之蛙”,他因井底那幽晦、密集的黑暗及微妙的光亮,获得对天空独特的领悟和认识;那么,后者就如同“蜻蜒点水”在生活广大的水面轻轻掠过,留下起伏不定的浅薄痕迹。前者的狭隘导致了深刻,后者的广阔则带来了表面。谁都知道,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必须从下面挖掘、开采才能触及的。它们陌生、隐秘、玄妙,不为我们理解,但它是代表人类本质的可怕的真理。正因为它可怕,在某种程度上威胁了我们生存的根基,我们才无意间埋葬了它们,隐藏起它们,压抑着它们。但它们并没有消亡,只是以更曲折、更间接、更险恶的方式主宰着我们。作家对它们执着的探求,就成为严肃的工作和艰辛的劳动。卡夫卡、鲁迅和博尔赫斯等人都是如此。他们都是人类灵魂深处的不倦的探险者,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灰暗平庸又恐怖的生活竟然奇迹般地培养了卡夫卡,我们从他虫子般的呻吟里听出了先知的启示;鲁迅则通过对败落农村的描绘和对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深入剖析,无情地撕裂旧世界的假像,使之呈现出“吃人的筵席”的狰狞面目。至于博尔赫斯那些迷宫般的小说或随笔,正是一个玄学家面对这混乱、动荡的现代世界茫然无措的产物,他把小说浓缩到寓言般精粹的程度,又更加复杂、多义。这三位作家都在丧失某种广度的同时,获得难以企及的非凡的深度。当然,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歌德等少数深度与广度兼而有之的大师,我们只能表示敬畏和诧异:与无数芸芸众生置身其中的世界相呼应,他们的作品本身构成另一个容纳肉体与灵魂的大世界,这真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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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欢乐总是混杂着写作的焦虑,反过来,也是如此。而当写作巨大的焦虑完全剥夺了写作的欢乐,放弃写作就成为必然。否则,那不是自我折磨自我虐待自我摧残自我毁灭吗?但有些人偏偏喜欢这样,又有什么办法?顺其自然吧。

对于一个严肃的作家而言,不存在终点,不存在完成;真正的写作不过是一个无止境的漫游,从一个起点到另一个起点,再到另外的起点……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局外人看到书斋中的那个人是平静安宁的,他喝着酒抽着烟,偶尔把目光投入暮色苍茫中淡然一笑,然而写作者知道,他内心的挣扎以及语言的搏斗是多么残酷,多么惊心动魄。只有这样的历程才能保证写作的价值。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表面随随便便的随笔,都是和人们的精神密切相关,和永恒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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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艺术就是修改的艺术。

修改一直伴随着写作的全部过程。反复的构思,长久的酝酿,提纲,构成了“前修改”,写出以后的删除,增加,补充,大规模调整,重新组合,对字词的推敲,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挪移,都是完成一部作品必不可少的环节。它构成“后修改”。诚然,某些灵光一闪的小诗似乎是空中来空中去,可遇不可求,妙手偶得,但更多文本唯有依存呕心沥血的修改才最终显形。它成为一个自足之物,超脱于作者之外。“必须修改,再次修改”,孤独幽暗的房间里,回荡着作家焦虑的呼声。

修改,深化了作家的思想;修改,提升了作品的高度。一个没有历经过修改的作家,就像一个没有历经战斗的士兵。他能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吗?

中国古典诗人的“炼字”是一种修改,拜服于自己的“一字师”,也是一种修改。所有严肃的作家,都不由自主患上这种固执的病。且难以治愈。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被他写了多少遍,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女主人公命运的演变,性格的演变,不能不越出大师精心的设计和预想。当代诗人多多宣称他的每首诗至少写作60遍,这是夸张而我相信这夸张里残酷的真实。请看,这种“受虐狂”式的写作癖已把多多由胖子折磨成一个仙风道骨的瘦子了!果戈里毅然毁掉《死灵魂》第二部,乃是修改的极端 ——把不满意的东西投入毁灭的火焰中。无独有偶,卡夫卡的遗嘱就是把他的许多作品烧掉,只有毕生挚友深知其珍贵无比的价值才背叛了卡夫卡。

结果五花八门:有越改越好的,有越改越坏的,也有把一部好作品改得面目全非彻底报废的。

我看见,还有一种绝对的修改,它乃是出于对完美之物最疯狂最贪婪的渴望。它将否定写作,取消写作,写作的意义死于虚无。

英国散文作家史密斯在他的《琐事集》的引言中如此表述:“你一定要当心,不要对文体思考得过多,我的蔼知心朋友说,要不然你会像那些过分挑剔的人一样,一遍又一遍润饰,后来什么也不会剩下。”

而当修改作品到什么也不剩的恐怖时分,我们最完美的作品就是一片空白!

金汝平,男,60后诗人,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现为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签约作家,出版有诗集《乌鸦们宣称》《独角兽》《小夜曲》《骚动的黑》;另有散文诗集《歌声唱给白骨精》,散文集《静夜思》,评论集《关于诗及诗人的随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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