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我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小和尚作文

冰心先生是我国现当代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创作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对旧社会的愤懑和对美好世界的憧憬之情。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读者。冰心先生的为人处事亦如她的笔名一样，冰清玉洁,“一片冰心在玉壶”。

在冰心先生的文学生涯中，“真”和“爱”是她创作的基本态度和一贯追求，其中，“爱的哲学”是她作品中的重要思想内容。“爱”是贯穿于冰心一生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这位世纪老人曾这样说道。

早期的冰心,曾经在燕京大学受过教育,毕业以后又到美国威尔斯利大学去“深造”，这其中，冰心先生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今日为大家推送的选文，讲的正是冰心先生的这段经历。

冰心：我是怎样走上写作道路的

1908年，冰心（左）和大弟谢为涵（中）与父亲在烟台合影

我开始写作，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五四”那一天下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销了假。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人人站在院里激昂地面红耳赤地谈话，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被选做了文书。我们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出席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参加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和对市民宣传。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

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旷课制作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助我们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

写作中的冰心

北洋政府的法庭公审被捕学生的时候，我们北京女学界联合会的宣传组被派去旁听并作记录。那天是大律师刘崇佑替学生作辩护，法庭上是坐无隙地。刘律师讲得慷慨激昂，我的前后左右，掌声四起。从法庭回来，宣传组长让我们把听审的感想写下来，自己找个报纸发表，以扩大宣传。

那时我是理预科的走读生，每天只往返于家庭和学校之间，同时一向只专心攻读数、理、化学科，其他一切不闻不问，我更不认识什么新闻界人物。想来想去，我想起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他是北京《晨报》的编辑。他是我母亲的表侄，比我几乎大20岁，我们都把他当作长辈。每逢我父母亲的生日，他必来祝寿，但对于我们姐弟，他都不大搭理。那时我们家看的报纸中有一份《晨报》，就是他赠阅的，我看《晨报》上的言论，对于学生运动还是很支持的，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去试一试。从电话里就听出了他惊讶的声音，仿佛觉得这个平常只在一边默默地递茶敬烟的小表妹，忽然打电话到报社来找他要登文章，是个意外。他只说：“好吧，寄来我看看。”

我那篇像中学生作文一样的《二十日听审的感想》，几天后在《晨报》上登出来了，那当然是借“五四”运动的东风。放园表兄，觉得我还能写，便不断地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几种新出的杂志，给我看。这时我看课外书的兴味，又突然浓厚起来，我从书报上，知道了杜威和罗素；也知道了托尔斯泰和泰弋尔。这时我才懂得小说里是有哲学的。我的爱小说的心情，又显著的浮现了。我酝酿了些时，写了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放园表兄，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因为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冰心吴文藻结婚照

稿子寄去后，我连问他们要不要的勇气都没有！三天之后，居然登出了。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创作，觉得有说不出的高兴。放园表兄又竭力地鼓励我再作。我一口气又做了下去，那时几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问题小说，如《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之类。

我因为参加运动又开始写些东西，耽误了许许多多理科试验的功课，幸而理科老师们还能体谅我，我敷敷衍衍地读完了两年理科，就转入文科，还升了一班！

那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枪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1920—1921——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1921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练一些。

冰心夫妇

这时燕大女校已经和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结成“姐妹学校”。我们女校里有好几位老师，都是威校的毕业生。我的老师们对我都很好，尤其是我的英文老师鲍贵思（Grace Bogeson）在我毕业的那一年春季，她就对我说：“威尔斯利女大已决定给你两年的奖学金——就是每年800美金的学、宿、膳费，让你读硕士学位”——她自己就是威尔斯利的毕业生，她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妹妹也都是毕业于威校，可算是威校世家了——她对于母校感情很深，盛赞校园之美、校风之好，问我想不想去，我当然愿意。但我想一去两年，不知这两年之中，我的体弱多病的母亲，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对家里什么人都没有讲过我的忧虑，只悄悄地问过我们最熟悉的医生孙彦科大夫，他是我小舅舅杨子玉先生的挚友，小舅舅介绍他来给母亲看过病。后来因为孙大夫每次到别处出诊路过我家，也必进来探望，我们熟极了。他称我父亲为“三哥”，母亲为“三嫂”，有时只有我们孩子们在家，他也坐下和我们说笑。我问他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能否离家两年之久？他笑了说：“当然可以，你母亲的身体不算太坏，凡事有我负责。”同时鲍女士还给我父亲写了信，问他让不让我去？父亲很客气地回了她一封信，说只要她认为我不会辜负她母校的栽培，他是同意我去美国的。

晚年的冰心

这时已是1923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须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

我一面预备行装，一面结束学业。在毕业典礼台上，我除了得到一张学士文凭之外，还意外地得到了一把荣誉奖的金钥匙。

这一年的8月3日，我离开北京到上海准备去美。临行以前，我的弟弟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再三要求我常给他们写信，我答应了。这就是我写那本《寄小读者》的“灵感”！

8月17日，美国邮船杰克逊总统号就把带着满腔离愁的我，从“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载走了！我写过一首诗：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漂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

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内容选自《文学艺术大家回忆录①》

写作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