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情”是散文的生命 | 徐可
来源:光明日报 | 徐可
2023年06月07日
“学、识、情”是散文的生命
散文须有学,就是要有学养。所谓学养,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学养与知识储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仅仅是知识储备。学养是学问和修养的综合,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整体气质,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够传递生命信息的书卷气。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作家的学养决定了散文的厚度。好的散文,应当以知识为核心,闪烁着知性的光辉,流露出作家的学养、涵养、修养,以及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应该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古人那些优秀的散文作品,总是蕴含着知识的光辉,令人回味无穷。中国古典散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是因为它们的作者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今天的散文创作能否承担起这一重任,同样取决于作家是否具备相应的学养。
散文须有识,就是要有见识。“识”与“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学未必有识,但有识必先有学。学是识的前提和基础,识是学的升华和结晶。思想的深度决定着散文的高度。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强调“士”要先培养自己的胸怀、器识,培养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然后才能从事文艺创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强调了文章的价值,认为文学创作是有关治理国家的伟业,是万世永不消亡的大事。可以说,中国散文形成之初,就不是为作文而作文,而是自觉承担了较为重大的社会责任,表现了当时人们最关切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战国策》中的那些文章,讨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纵观古代散文传统,占据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是“文以载道”的创作主张。在作品中表达一种价值、一种追求,或者表达对某种价值的希冀和愿望,这不就是文学的责任吗?《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韩愈的“不平则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这些都是“道”,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天下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作家有着怎样的胸襟,才有怎样的格局;有着怎样的格局,才有怎样的境界。有大胸襟者,方有大格局;有大格局者,方有大境界。
散文须有情,就是要有情感、有情怀,有情的散文才有温度。“情感”是散文的基底和内核,没有情感的散文是冷冰冰的,不能给人以温暖。中国散文素有伟大的抒情传统。陈世骧认为:“抒情精神在中国传统之中享有最尊尚的地位,正如史诗和戏剧兴致之于西方。”我国古人没有情感教育这个概念,但是很多散文实际上起到了情感教育作用。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都是以情动人的上品。清代张潮表示:“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散文是“情感的试金石”。作者有没有情感、情怀,从他的散文中一望而知。散文必须有情,但不能过度抒情,不加节制的抒情逾越了散文的边界,必将招致读者的反感。
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我努力向这个标准靠拢,但深知自己学养不足、见识不深、功力不够,只能通过多读经典、不断学习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纵观当下的散文创作,这一问题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不少散文,可以说才华有余,学识不足,没有感情。也许有的作家忙于创新,不屑于学习传统,这是很危险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我相信,不管散文如何变化如何创新,它的这些基本价值永远不会过时,学、识、情,这个本不能丢。这是散文的生命,是散文的灵魂,也是散文之所以存在的价值之所在。广大读者之所以依然爱散文,爱的就是它所传达出的真善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
优秀传统文化是散文创新的发动机与助推器
传统与现代从来都不是一对矛盾。相反,优秀传统文化是散文创新的发动机、助推器。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割裂开来、把继承与创新对立起来,把传统视为负担,视为创新的障碍,是一种不可取的简单粗暴的做法。回望传统不是要回到传统,继承传统不是要固守传统。学习、继承古典散文中的优秀传统正是为了更好地创新。“守正创新”,根本在于守正,目的在于创新。散文创作要寻求突破,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要敢于挑战前人,也要敢于突破自我。散文是一个开放的文体,在语言、结构、叙事、抒情、说理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创立的现代散文即白话散文,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前辈作家,将中国古典散文传统与西方散文(随笔)结合创新的产物。在现代散文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典散文的传统从来都没有断裂过。而且在一些现当代作家的散文中,明显有着对于古典传统的传承。如鲁迅、孙犁、汪曾祺等,他们的作品很好地展现了中国文章的神韵。特别令人欣喜的是,活跃于当下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如李敬泽、夏坚勇、徐风、祝勇、李舫、潘向黎、穆涛、刘东黎、刘琼、胡竹峰、傅菲、苏沧桑等人的作品中,我读到了中国文章的一脉余韵。他们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们的散文深具学、识、情,同时又勇于并善于创新。他们的创作活力十足,同时又有强韧的后劲,在当下散文创作队伍中处于中坚地位。
但是也要看到,当下散文创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以创新之名,滥用虚构的权利,破坏了散文的真实性原则,放弃了散文的真诚品格和写作伦理。有的把“真实”简单等同于“写实”,满足于生活琐事、日常经验、小情小感的记述,没有找到散文写作的大道,思想性、艺术性都欠缺。这两种看似处于两个极端的写作,其实都源于传统根基不牢。所以,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并积极吸收一切优秀文化丰富的养分,借鉴其他文体优长的表现方法,敢于探索也善于创新,现代散文才能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作者:徐可,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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