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里面该有些什么意思才作得好？

张大春在文中所说：“好文章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打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买东西的钱。如何累积逛市集的资本，可能要远比巴望着他人的口袋实在。”

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写文章是自由、能真实表达自己、技法多变的乐趣。练习写文章，是要培养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而非用后即丢的资格。今时今日，人人都是自媒体，小到一则短信、微博，长到一封邮件、一篇微信，皆成文章。作家张大春在《文章自在》一书中收录三十多篇例文，示范各种写作技巧，诸如怎样提高写作能力、如何另辟蹊径写命题作文、如何化用典故和写作公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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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 意 思

文 | 张大春

练习是一种手段，必须有目的，而且最好是明确的目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不得不写作文，目的是在升学考试拿高分、进名校。这个目的相当明确，可是人人没把握， 老古人早说了：“不愿文章高天下，但愿文章中试官。”谁知道批改作文的试官是怎么看待一篇文章的好坏呢？于是，原本明确的目的变得模糊，练习写文章多少带有试运气的成分，这也是老古人面对考试结果时早就流传的无奈结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到头来，关于文章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反而无人闻问，大凡是舍筏登岸、过河拆桥，又是老古人教训过的话：“先考功名，再做学问。”

面对惶惶不可终日的考生及家长，我总想说：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两件事， 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以考试取人才是中国人沿袭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试拼机会更是这老制度转植增生的余毒，既然不能回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辟蹊径不可。

说得再明白一点：写文章，不要搞作文。

那么，请容我就几个古人的故事来说说这文章的作法。他们是：洪迈、苏东坡、葛延之。

洪迈是南宋时代的博物学者、文章家，也是一代名臣。他的《夷坚志》、《容斋随笔》至今还是文史学者极为重视的珍贵材料。相传他“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这段话里的“稗官虞初”，就是小说杂文—甚至可以看成是与科举作文无关的娱乐文字了。

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精力才思、知能智虑迈向巅峰的四十五岁左右，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兼侍读官，日日在学士院待命，替皇帝草拟诏书。有那么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要草拟的文告特别多，不断有上命递交，自晨过午，已经写了二十多封诏书。

完工之后，他到学士院的小庭园里活动一下筋骨，不期然遇见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攀谈之下，发现对方出身京师，为世袭老吏，一向在学士院处理庶务，年轻的时候，还曾经见苏东坡那一代早已作古的知名文士。多年供职下来，如今子孙也承袭了他的职掌，自己已经退休，在院中宿舍清闲养老。

《槐荫消夏图》 宋 佚名 小品册页，纸本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洪迈一听说老人见过大名鼎鼎的苏学士，不觉精神一抖擞，把自己一天之内完成二十多封诏书的成绩显摆一通，老人称赞着说：“学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见。”洪迈还不罢休，忍不住得意地问：“苏学士想亦不过如此速耳？”他没有想到，老人的答复如此：“苏学士敏速亦不过此，但不曾检阅书册。”也就是说：当年苏东坡写文章是不翻阅参考书的。这一则笔记最后说：洪迈听了老人的话之后，为自己的孟浪自喜而惭愧不已。

这故事的教训，难道是说一个文章写得好的人，必须腹笥宽广、博闻强记，把四书五经之语、诸子百家之言，都塞进脑壳，随用随取，才足以言文章吗？看来未必，因为苏东坡自己说过，文章该怎么写，才写得好。

在先前提到的《容斋随笔》以及其他像《梁溪漫志》、《韵语阳秋》、《宋稗类钞》之类的笔记上，还有一则记载，说的是苏东坡被一贬再贬，最后被放逐到海南岛的儋耳。

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苏学士”有一个大粉丝，叫葛延之，是江阴地方人。他听说苏东坡遭到流放，便一路追踪，自乡县所在之地，不远万里而来到儋耳，和他心目中的偶像盘桓了一个月左右。其间，葛延之向大文豪“请作文之法”。

苏东坡是这样说的：“你看这儋州地方，不过是几百户聚居人家，居民之所需，从市集上都可以取得，可却不能白拿，必然要用一样东西去摄来，然后物资才能为己所用。所谓的‘一样东西’，不就是钱吗？作文也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看笔记所载，苏东坡原话是这样说的：

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

葛延之拜领了教训，把这话写在衣带上。据说，他在那一段居留于儋耳的时日里亲手制作小工艺品作为答谢，那是一顶用龟壳打造的小冠，苏东坡收下了，还回赠了一首诗，诗是这么写的：

南海神龟三千岁，兆叶朋从生庆喜。

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

谁能用尔作小冠，岣嵝耳孙创其制。

今君此去宁复来，欲慰相思时整视。

这首诗不见于《东坡集》，依然可见学士风骨，尤其是“智能周物不周身，未死人钻七十二”，这两句话用苏东坡关于作文先立其意的论述来说应该就是全篇根柢，他一定看出葛延之苦学实行，然而未必有什么才华天分，于是以自己为反讽教材，慨叹智虑再高，也未必足以保身；有时甚至正因为露才扬己，反而落得百孔千疮。

《秋江渔隐图》 宋 马远 绢本墨笔 纵37厘米 横29厘米

对于一个憨厚朴实、渴求文采之人而言，这真是深刻的勉励与祝福了。

文章里面该有些什么意思才作得好？此处之求好，毕竟不是为了求取高分，而高分自然寓焉。好文章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而体会，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打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买东西的钱。如何累积逛市集的资本，可能要远比巴望着他人的口袋实在。

本文摘选自《文章自在》

张大春

台湾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济南。

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著作等身，曾获多项华语文学奖项。

张大春的作品着力跳脱日常语言的陷阱，小说充斥着虚构与现实交织的流动变化，具有魔幻写实主义的光泽。八零年代以来，评家、读者跟着张大春走过早期惊艳、融入时事、以文字颠覆政治的新闻写作时期，经历过风靡一时的“大头春生活周记”畅销现象，一路来到张大春为现代武侠小说开创新局的长篇代表作《城邦暴力团》，以及开拓历史小说写法的《大唐李白》系列，张大春坚持为自己写作、独树风骨的创作姿态，对台湾文坛起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

（外一篇）

张大春（口述）

应试里能够具备最大的甄别弹性的，可能就是作文。一个人多拿10分，多拿5分，至少在台湾来讲是相当具有影响性的。

学生们大概从8岁开始写作文，18岁以后进入高等学府，可能就不写作文了，而且可能一辈子都不写作文了。但这十年之间的写作胃口却被弄坏了。怎么弄坏的？就是你来了题目，我就开始揣摩，第一要揣摩出题的考官，他希望我写什么，怎么样才能迎合他的意思；第二是揣摩批改的考官，他们怎么想，他们会认为我怎么写能拿高分。

所以海峡两岸最统一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在8岁到18岁之间让一个孩子习惯于揣摩他人心意，并且发挥变成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有时候想起来有点毛骨悚然。

台湾在各级的所谓的升学考试中，大概采取的就是这个思维，孩子要去想什么是合宜的想法，什么是取分的想法，什么是能够拿到功名的想法，什么是大人们主流的意见。有的时候不免会有一些才华高越的小朋友们，他有特殊的修辞技巧，丰富的语料，还有一些组织章法清晰的路数，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我还看了一些，特别是大陆出现的满分的，或者是顶级分的作文，那文章我也写不出来。

可是看起来他的路数，多半就是“颂”，我称之为风雅颂的颂。就是高质量的作文多半来自颂体，孩子在启蒙的阶段，到他日后一辈子都不写文章的那一刻，他所有写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

我认为这样的文化教养，在根本上出了极大的问题，可能我们在整个过去的作文教育，包括海峡两岸的中小学，一直没有判断或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率地培养孩子自己产生知见，而且能够训练思维或者辩证的习惯，那是不是就可以让命题作文这件事情稍微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让命题作文退场，让应试作文离开真正所谓的文章的世界。

我从我的孩子进了幼儿园到小学二年级以前，因为我对古文字有兴趣，所以我经常想办法把个别字形象化、生动化的编成故事，然后告诉他们。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级，他们开始写作文，写作文我不教的。我只有两招，第一招我说你每篇作文拿给我看，我不看你的意思，不改你的思想，也不评论你的想法或者情感，我只改你的错字。他们两个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哥哥张容想开了，说不对了，四年级了，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事实上这也是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看我的作文、日记、周记，我都让他看，为什么让他看？他说他只看错字，他也始终确守他的承诺，从来没有对我的思想或者意见有任何看法，就说哪里有错字。所以我信守这个传给我儿子。

我们家孩子跟父母对话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每天在饭桌上，或者其他一起共处的时间，是不断讲话的，这个训练从他们上幼稚园开始，一直到他们不太愿意跟我们讲话为止。

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求学阶段，被选为写作文的代表，作文分数大概在比较好的程度。

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忽然发觉，有一个杂志向我的女儿邀稿，向她邀稿之后她也不想写，她母亲就逼着她说人家向你邀稿，写五篇书评，我看五篇书评吓一跳，我以为是专业书评家写的，结果是她妈开车载她的时候，在路上她用手机打的，打了五篇书评。真正的缺点显现了，每一段统统都是逗号加一个句号，标点符号没人教，她在学校也不好好学。但是表达意见之清晰，举证之明朗，而且在议论分析条理上没有瑕疵，我吓一跳。

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毕竟他们离写文章的人差得太远，可是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能够那么清晰，那么条理分明的表达，很重要的是基于平常的说话，跟他沟通的时间要长，面向要广，而且无所不谈。

教作文的时候，一方面教孩子繁华先不要落尽，要尽可能地繁华。另外一方面要教他减法。

我记得以前在大学教现代散文课，朱自清、徐志摩、郁达夫这些，我认为这些文章都还出现着某种在白话文运动初期阶段对于使用白话文无比兴奋而形成的一些没意义的、空泛的堆叠，有趣的是减法，所以我就在散文课上做一些尝试。

比如说可不可以写一篇文章，只有名词、动词、介词和虚词，没有形容词，这些东西我在教的时候还没有体会到真有这样的文章，我后来看到阿城的文章，我每看一篇，他写任何事情，我都乐，他那种干净就是没有不必要的形容词，也没有不必要的譬喻。如果说他平铺直叙，你正好会因为他的那个减法，因为简洁干净，会记住他特别生动的某些语言。

我记得他在《树王》里有那么两句话，听起来俗得不得了，可是传神了，我经常想起来。“我不过是个屁眼儿大的官”，“你还在我屁眼里”，非常鲜活。契诃夫的那个《小公务员之死》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那两句话抵得过契诃夫一个短篇。

在台湾有一个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短篇小说作家黄春明，我认为他是台湾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说家。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跟我说，大春啊，你不觉得文学小说这些，会写的人越来越少，读的人越来越少吗？当然这种感慨很寻常，可是我没想到他后面说，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他说我认为现在的孩子，脑子里面的动词太少，最常使用的动词就是“买”。

今天在台湾比较流行的社区网站叫脸书，它主要带来的是大量的图片。我倒不愿意说现在的孩子都是图像思维，但是大量的图片和影像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美学刺激已经饱和了。有的时候他只是追随一时的直觉，而不是长久的累积，这个一时的直觉是会随时变化的，因为是短期记忆，不是长期记忆。

如果你要找到一个无论是在装帧还是美学上能够帮助孩子更快，或者更长久地进入到阅读世界的图书，非常困难。因为它的口味已经追随着时代大潮图像变化改变得更快了。

这种局势，明显地告诉我们人的求知方式，甚至人对客观知识或现实好奇的方式改变了，所以大家都不看别的书，只看脸书。

刷屏取代了大部分满足好奇，或者满足求知的方式。这些事情正在逐步地从形式的变化变成一个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我担心的倒不是原来的出版业要垮掉，而是我们的好奇心。好奇跟满足之间迅速的取得——也就是说他对这个有兴趣，马上一刷屏，答案就来了。

我们永远会拥有巨大海量的短记忆，而我们长期的记忆会消失。长期从事短记忆，一定跟后来的好奇，或者说满足求知的这个活动是有巨大牵连的。

甚至我们过去常常讲，某一些意念是断裂的，某一些思维是断裂的。过早地去推断那就是哲学消失了，那就是文学死亡了，或者那就是作者不在了，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不警惕，也就是说现在的警觉恐怕是为了下一步的警觉。我认为迟早有一天，大家打一针，数学就不用学了，但是那时候，人的感性恐怕也都会没有。

我记得达尔文在死之前非常痛苦地说，我已经多年，就是好几年没读诗了，好几年没有专注地听一首美好的音乐了。他说这不但是我自信的欠缺，也是我道德的堕落，他的这番忏悔之言其实并没有真的堕落，他只是太专心地在做演化学的研究，而且进入到更多细节知识的追寻，他似乎没有时间，因为他忘了。而对于诗、对于音乐零散的美的耽溺，他认为是跟他的道德有关。

我听到这个话非常震撼，到底我们的好奇心、求知欲望是不是很窄的一个道德命题。我常常觉得宁可相信它是，那个时候我们会比较不那么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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