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让无名英雄的故事传之久远 |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五人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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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让无名英雄的故事传之久远
孙甘露
在少年时代,除了阅读,我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就是收音机里的小说连播节目。播音员以不同的音色、语速、口吻,描绘自然景物和社会环境,勾勒形形色色的人物,刻画他们的行为和内心活动,为我渲染出外部世界的轮廓,部分形塑了我的价值观和想象力。
后来从事写作,包括创作《千里江山图》时,我总是把写成的文字读出声来,借助声音来辨认句子是否具有美感,确认用词是否准确。小说连播还帮助我理解“声口”的概念,意识到“视角”的作用,以及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内心活动的差异。一如在《千里江山图》中,既要通过叙事推进情节,又要让人物隐藏内心活动,维持故事的悬念。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小说连播,就是我的小说启蒙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对鲁迅、茅盾、巴金等现代作家思想和生平的研究,为我展开了百年来社会变迁的文学画卷。那一代作家在新的语言探索中,讲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挣扎着、冲突着、变革着的中国社会,他们丰富而深刻的文字奠定了我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初步理解。
进入90年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让我有条件通过文学之外更多的电影、文献和器物等,探究现代上海的物质生活,包括衣饰、饮食、商业、交通、居所、报业、出版等,关联起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风貌,进而探索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情感方式。这些声音、画面、记忆和想象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千里江山图》的历史场景和文学空间。
小说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上海,讲述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英勇斗争的事迹。我出生在上海,生活在上海。酝酿写作的那些日子,走在街上,我眼前时常会浮现出那些革命先烈忘我奔走的场景。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涌现了多少英雄,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红色题材小说创作有很多成功案例,《红岩》就是一部示范性作品。也有一些作品主题非常突出,但阅读起来有些吃力。我意识到,需要找到一种和故事内容更加吻合的讲述方式。对于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特科与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之间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以“谍战”这样一种类型小说的方式来表现,应该是非常契合的。
旗帜飘扬,时钟滴答,一切都迫在眉睫,年轻的战士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旅程。我无法完整复原历史的面貌,只想通过小说的讲述,让读者一同走进历史现场,去探寻是什么推动着社会变革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江山千里,绵延不息。谨以《千里江山图》纪念那些隐姓埋名、出生入死的烈士,并让这些无名英雄的故事能够传之久远。
孙甘露: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没变过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23年03月30日
文/罗昕周洋帆
1933年,腊月十五,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冲,一半与会者被抓。一个叫陈千里的男子临危受命,继续执行绝密计划,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
这是孙甘露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中的故事。《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用了“出乎意料”来形容他看到《千里江山图》时的感受,“在这部作品里,孙甘露设计了他从未用过的一种写法、一种节奏。”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直言小说非常有意思,“读起来很吸引人”。
孙甘露是我国“先锋派”代表,以《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文学界的特殊地位。3月29日,“‘江山千里望无垠’——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现代中文学刊》主编罗岗表示,今天大家谈论《千里江山图》,不仅是重新评价这部文学作品,更是通过《千里江山图》更好地理解孙甘露这一代先锋作家在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在于,就在几天前,另一位“先锋派”代表余华也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他的研讨同样是从“先锋一代如何重新进入历史”展开。
“大家更多的共识是,《千里江山图》标志着孙甘露的一次大转身。”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回忆2016年北师大举办的一场关于先锋文学三十年的讨论会,那时文学界对先锋作家转型能否成功的焦虑似乎达到了顶点。“其实不同先锋作家在不同时段都有过不同方式与不同效果的转向。最后一个转向的居然是孙甘露。我并不认为孙甘露给先锋文学的转向画了一个句号,但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独特个案。”
“我60岁以后,思想上确实发生很大转变。”在研讨会最后,孙甘露坦言道,“但如果要说什么派,我感觉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我没有变过。”
一次先锋的自我革命
罗岗想起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李陀曾以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为例,说明先锋一代作家如何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语言突破”,一次是“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次则是先锋文学用“向内转”的诗性语言构筑的“意象的激流”。在李陀当时反思“纯文学”的视野中,他既欣喜于先锋文学“内面”的新颖性,但也忧心于这一代作家如何进一步突破内面,走向蕴含着丰富以及丰富的痛苦的“他者”,走向更为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看来,《千里江山图》可谓一次先锋的自我革命,一次小说时空的世纪转场:孙甘露曾经为中国发明了一门夜晚的语言,他过去的主人公主要生活在夜晚,但新小说是“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开场,他的主人公从月光下走到太阳下,从梦游者变成行动者,孙甘露也因此重新打造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以前我们一直讲孙甘露的语言突破,现在他从内里的突破走向了外面的突破。以前他的文体形象是‘缓慢’,新世纪他创造一种高速的行动美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贵良也注意到《千里江山图》简洁叙事中“行动的诗学”。“如果将《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作品与《千里江山图》放在一起,将作者名字隐去,估计很难相信这些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文贵良认为,《千里江山图》是对中国短句叙事传统的回望,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孙甘露自己先锋小说的叙事话语诗学。
“先锋文学聚焦人的内心世界,而《千里江山图》开始向外部世界转化,从‘梦境’走向‘江山’。”同济大学教授张生说。
依然不变的“孙甘露底色”
在程永新看来,从《呼吸》到《千里江山图》,二者之间其实有一种继承关系。从形式上看,《呼吸》基本由长句构成,但《千里江山图》有悬疑、谍战等元素,长句少,节奏快,每一章都非常精炼。因此《千里江山图》是一个诗人从彼岸回到了此岸,但在精神气质上,又是从此岸出发去彼岸,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互文关系。“小说写的是地下工作、秘密转移这样一个故事,但它又有一个上升,就是人的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展读到了《千里江山图》与其他历史题材小说不一样的地方。“我坚持这部小说依然有着孙甘露底色,它是从情感线索出发来理解人物之间不同的政治选择,从而使政治也带有一份柔软和温情的色彩。反过来,这种处理方法也使人物之间的感情被赋予了某种稳固的东西,使得情感铺衬更自然、浓烈,被进一步阐释的空间特别大。”
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认为《千里江山图》触及了上海这座城市隐秘的存在,为我们理解上海增添了新的维度。这座城市的1930年代不仅有欲望和享乐,还有阴谋、秘密、革命,“从这一点看,孙甘露还是原来的他。因为革命跟先锋是一体的。语言是构筑我们日常生活的外壳,先锋意味着打破语言的固有外壳。在小说里,他唤回了革命的乌托邦精神和爱之梦。”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俊也表示,耐读且富有整体感的《千里江山图》对整个类型小说作出了一次革命性的贡献,并引申出“《千里江山图》能为海派文学带来什么”这样值得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封写给上海,写给未来的情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说,《千里江山图》最打动他的是小说的结构。借用施特劳斯的观点: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显白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而隐微是作者真正想说的、藏在字面背后的信息。《千里江山图》的结构恰有两层,一层是显白的谍战故事,一层是小说家在故事之外想说但没有形之为具体言辞的部分教诲,比如小说中提到的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与小说气质暗合,又比如一个女人的胭脂用尽、一个男人的猪肝汤,一封写给未来的信,等等。
毛尖注意到,《千里江山图》全文从未出现过“爱情”二字,但读者看到最后,看到为千里江山奋不顾身的年轻人,“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毛尖感慨,“这真是孙甘露写得最好的一封情书。他不仅自己版本升级了,也让这个时代的爱情版本升级了。”
事实上,人们眼中的孙甘露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邮差”——他带来了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带来了日常生活的文学之声。
这一次,他又带来了《千里江山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说,这是孙甘露写给历史、写给上海的一封信,也是孙甘露写给未来、写给“三四月间,桃花开时”的春天的一封信,更是由孙甘露和他笔下人物一起用生命书写,一起用行动投送,由今天的我们一起用强烈的精神共鸣来接收和阅读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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