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甘露：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没变过

来源：澎湃新闻　|　时间：2023年03月30日

文/罗昕周洋帆

1933年，腊月十五，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冲，一半与会者被抓。一个叫陈千里的男子临危受命，继续执行绝密计划，在众目睽睽之下展开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险战……

这是孙甘露最新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中的故事。《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用了“出乎意料”来形容他看到《千里江山图》时的感受，“在这部作品里，孙甘露设计了他从未用过的一种写法、一种节奏。”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也直言小说非常有意思，“读起来很吸引人”。

孙甘露是我国“先锋派”代表，以《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等作品确立了他在中国先锋文学界的特殊地位。3月29日，“‘江山千里望无垠’——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现代中文学刊》主编罗岗表示，今天大家谈论《千里江山图》，不仅是重新评价这部文学作品，更是通过《千里江山图》更好地理解孙甘露这一代先锋作家在中国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在于，就在几天前，另一位“先锋派”代表余华也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他的研讨同样是从“先锋一代如何重新进入历史”展开。

“大家更多的共识是，《千里江山图》标志着孙甘露的一次大转身。”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回忆2016年北师大举办的一场关于先锋文学三十年的讨论会，那时文学界对先锋作家转型能否成功的焦虑似乎达到了顶点。“其实不同先锋作家在不同时段都有过不同方式与不同效果的转向。最后一个转向的居然是孙甘露。我并不认为孙甘露给先锋文学的转向画了一个句号，但他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独特个案。”

“我60岁以后，思想上确实发生很大转变。”在研讨会最后，孙甘露坦言道，“但如果要说什么派，我感觉我今天仍然是先锋派，我没有变过。”

一次先锋的自我革命

罗岗想起201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李陀曾以孙甘露的《访问梦境》为例，说明先锋一代作家如何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语言突破”，一次是“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次则是先锋文学用“向内转”的诗性语言构筑的“意象的激流”。在李陀当时反思“纯文学”的视野中，他既欣喜于先锋文学“内面”的新颖性，但也忧心于这一代作家如何进一步突破内面，走向蕴含着丰富以及丰富的痛苦的“他者”，走向更为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看来，《千里江山图》可谓一次先锋的自我革命，一次小说时空的世纪转场：孙甘露曾经为中国发明了一门夜晚的语言，他过去的主人公主要生活在夜晚，但新小说是“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开场，他的主人公从月光下走到太阳下，从梦游者变成行动者，孙甘露也因此重新打造了小说和历史的关系。“以前我们一直讲孙甘露的语言突破，现在他从内里的突破走向了外面的突破。以前他的文体形象是‘缓慢’，新世纪他创造一种高速的行动美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文贵良也注意到《千里江山图》简洁叙事中“行动的诗学”。“如果将《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等作品与《千里江山图》放在一起，将作者名字隐去，估计很难相信这些是同一位作者的作品。”文贵良认为，《千里江山图》是对中国短句叙事传统的回望，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孙甘露自己先锋小说的叙事话语诗学。

“先锋文学聚焦人的内心世界，而《千里江山图》开始向外部世界转化，从‘梦境’走向‘江山’。”同济大学教授张生说。

依然不变的“孙甘露底色”

在程永新看来，从《呼吸》到《千里江山图》，二者之间其实有一种继承关系。从形式上看，《呼吸》基本由长句构成，但《千里江山图》有悬疑、谍战等元素，长句少，节奏快，每一章都非常精炼。因此《千里江山图》是一个诗人从彼岸回到了此岸，但在精神气质上，又是从此岸出发去彼岸，其中有一个特别的互文关系。“小说写的是地下工作、秘密转移这样一个故事，但它又有一个上升，就是人的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展读到了《千里江山图》与其他历史题材小说不一样的地方。“我坚持这部小说依然有着孙甘露底色，它是从情感线索出发来理解人物之间不同的政治选择，从而使政治也带有一份柔软和温情的色彩。反过来，这种处理方法也使人物之间的感情被赋予了某种稳固的东西，使得情感铺衬更自然、浓烈，被进一步阐释的空间特别大。”

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认为《千里江山图》触及了上海这座城市隐秘的存在，为我们理解上海增添了新的维度。这座城市的1930年代不仅有欲望和享乐，还有阴谋、秘密、革命，“从这一点看，孙甘露还是原来的他。因为革命跟先锋是一体的。语言是构筑我们日常生活的外壳，先锋意味着打破语言的固有外壳。在小说里，他唤回了革命的乌托邦精神和爱之梦。”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俊也表示，耐读且富有整体感的《千里江山图》对整个类型小说作出了一次革命性的贡献，并引申出“《千里江山图》能为海派文学带来什么”这样值得深入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封写给上海，写给未来的情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说，《千里江山图》最打动他的是小说的结构。借用施特劳斯的观点：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显白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而隐微是作者真正想说的、藏在字面背后的信息。《千里江山图》的结构恰有两层，一层是显白的谍战故事，一层是小说家在故事之外想说但没有形之为具体言辞的部分教诲，比如小说中提到的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与小说气质暗合，又比如一个女人的胭脂用尽、一个男人的猪肝汤，一封写给未来的信，等等。

毛尖注意到，《千里江山图》全文从未出现过“爱情”二字，但读者看到最后，看到为千里江山奋不顾身的年轻人，“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毛尖感慨，“这真是孙甘露写得最好的一封情书。他不仅自己版本升级了，也让这个时代的爱情版本升级了。”

事实上，人们眼中的孙甘露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邮差”——他带来了上海国际文学周、思南读书会，带来了日常生活的文学之声。

这一次，他又带来了《千里江山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说，这是孙甘露写给历史、写给上海的一封信，也是孙甘露写给未来、写给“三四月间，桃花开时”的春天的一封信，更是由孙甘露和他笔下人物一起用生命书写，一起用行动投送，由今天的我们一起用强烈的精神共鸣来接收和阅读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