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越到老越像文学家

汤吉夫 口述

商昌宝 整理

我到孙犁家去过四次，总的印象是他待人很谦和，说话不多。

第一次是在1980年左右。我在上海师大的同学俞天白[1]，是个作家。上学的时候，他就在校报上写小说，我还记得一篇小说叫《不眠之夜》，我看了以后很激动。我就想：这种小说我也能写。后来他当了《萌芽》杂志的主编，发现了杨显惠，给我写信，让我多帮助杨显惠。

世界真小，他竟然发现了杨显惠。他是个浙江人，很诚恳、很耿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过他一次。我们是老同学，隔了那么多年，第一次见面，胖乎乎的一个人，他出版了七八部长篇。

孙犁也挺喜欢俞天白，我去孙犁那里，就是受俞天白之托。孙犁说：你这同学不错，文章写得好。

那是一天的下午，我进了一个大杂院，很宽敞，一个西式的平房，有一个老头在那儿弄花。我冒昧的问了一声：您是孙犁先生吗？他说：您是谁啊？我说：我是从河北来的，我叫汤吉夫。他说：你是汤吉夫啊，进屋吧。

他的屋子里，书架作为隔断，上面都是包着皮的书，包书的书皮又叫书衣，这些书衣上记录了很多字，后来发表成集，就叫《书衣文录》，记录了他的文学思想，他也很重视《书衣文录》。

他桌子上有烟，天津牌的，我说：抽烟可以吗？他说：抽吧。他就把烟给我了。我们先聊河北。当时河北正在办作家班，年轻作家都去学习、读书。他说铁凝来信，说正在学习，读西方的好多小说，这很好，作家不读书不行，得好好读书。孙犁也说起河北的一些老同志不错，很关心青年，给他们办读书班，这是一条正确的路。

孙犁还说：《河北文学》的主编张朴[2]写信来介绍你，你可以把写的作品寄给我看，不要太多，一两篇就可以。

张朴这个人，做了很多好事，自己去北京请刘绍棠，自己花钱让刘绍棠给《河北文学》写稿子，还向孙犁推荐我，让我拿作品给孙犁看。这个意思张朴确实也说过：贾大山、铁凝、汤吉夫你们几个人，可以选一点作品寄给孙犁看。

后来，我就给孙犁寄了一篇小说，叫《眼镜王》，当时发在《河北文学》的头条。他看了以后给我回了一封明信片说：大作拜读了，写得很好，有欧美幽默小说之风，稍显不足的是语言还要进一步努力。

就这么几句话。当时看完有点懵，“有欧美幽默小说之风”，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评价。后来想想也是，当时读了不少欧美小说，潜移默化受到了影响。我的小说他还读过《遗嘱》。

孙犁家里的桌子上有个条，写着“来客访问不超过20分钟”，跟钱锺书很像，我那天聊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快到20分钟时，我说：我该走了。他说：多待一会也可以。

我看了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谈编辑》，就问了他一些问题。当时孙犁是《天津日报》文艺版的编辑，他写的这篇文章很有趣，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描写。有一段是写登记的事，党政机关经常登记，他填的是编委，管登记的小女孩说：没有编委这一栏，只有编辑。其实小女孩不懂，编委不是职称，是职务。他说：那就写编辑吧。他跟我说：这一生只能是以编辑始，以编辑终了。这是无奈的感叹。

关于他写编辑的文章，我说：读起来很自然，理论文章写得很生动。他回答我说：文体都是杂交的，文体从来都是杂交的。我写了一辈子的小说，自然会把形象的东西带进理论文章中去，这就产生了文体的杂交。

我后来又有三次去拜访孙犁。我看过孙犁给铁凝的信，写得非常棒。[3]这些信都已经发表了，写得很深刻、很有见解，我就跟他说：信写得特别好，我读了几封以后，特别受启发。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接触孙犁多了后，觉得他是个文人，他讲“文学”，讲文学的“人性”。我忽然发现蒋子龙的文学道路是不对的，刘心武、王蒙他们走的都不是真正的文学之路，就开始转向孙犁。我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调整、转向孙犁的文学理念。

孙犁并不是非常关心、爱护别人，不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比较冷漠，你说什么他跟着说什么，但是说到他不喜欢或有不满的事和人，他也说得很直接。比如我们谈起王蒙，我说：我很喜欢王蒙。他不喜欢，但不直接表态，就是冷言冷语地说：听说他写没有人物的小说，没有人物的小说是什么样？没有人物是小说吗？

他对XXX不满，说他是“以功利主义取代现实主义，是伪现实主义”，这样的话，他后来在文章中提到，但没有点名。他认为XXX的作品不是现实主义，是功利主义，是为了某种名利而进行写作的。

孙犁对FFF也有不满。“放洋三月，大谈英伦”，说得就是FFF。孙犁很反感FFF去了三个月英国，外语又不通，对英国一知半解的，回来后就大谈英国，写了很多文章，很在行的样子。

孙犁对天津的这两个人都不满意，对XXX的不满更严重。

下楼的时候，他跟我说：咱们俩谈话不要传出去，传出去不好，别人就会说孙犁又发牢骚，孙犁又骂人了，我的名声不好。

1989年春天，有一个孙犁的学生，也是工人作家，叫阿凤[4]，跟我说：汤老师，咱们去看看孙犁吧。我就跟他一起，带着相机去了。这是第四次去孙犁那里。

阿凤一进门就说：孙老，先照几张相吧。孙犁说：要照就赶紧照！别人来，我也说要照就赶紧照。说着，他自己就笑了。他的意思是自己时间不多了，快去世了，得抓紧时间照了。

阿凤照了一张我和孙犁的照片，但是相机交卷曝光了，没洗出来，很遗憾。

那天说得比较多，还说起我辞职的事。他说：汤吉夫你辞职了？校长不干了？我说：是。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当不了官。他说：当官是一种才能。我很欣赏有才能的人，郭小川在作协当官做得多好啊，可惜死了。

我就没往下说，只是说我当不了官。孙犁还接着说：你辞职很遗憾。作家也可以当官，作家也不一定不当官。

不知为什么，他两三次跟我说辞职的事情。

我跟他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孙犁的幽默》。他哈哈大笑说：我还有幽默？我说：我发现您有幽默，您有幽默的气质。我还举了一些例子，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笑。后来就说：你愿意写就写吧。

那天我还跟他谈起现代派，他曾写文章批评现代派。我说：您为什么要那么批评现代派呢？我挺喜欢现代派。他说：我批得太重了，其实我不懂现代派，也没读过多少，我只读过一些中国人写的现代派作品，觉得不忍卒读，就写文章骂人家，其实是不对的，我不了解人家。

孙犁和北师大中文系的郭志刚谈了几次。郭志刚后来是北师大的第一批博导,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编，没有特别的才华，但却是很老实的一个人，学术比较踏实。

我受孙犁的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从那时候开始，我的小说就不再写蒋子龙式的小说、王蒙式的小说，而是写我自己的小说，我的写作风格开始形成。《苏联鳕鱼》开始写人性，写复杂的人性。这种写作思想延伸到后期的许多作品，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转向，但是渗透到了我的作品里，包括《地铁里的故事》，那是三十年代作家的笔法，不是当下作家的，有点像《在其香居茶馆里》，这是我的成名作之一。

我印象中，孙犁是一个全文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越到老，文字越老练、筋道儿，思想越来越纯，越来越像文学家。我想他后来可能悟到了文学的真谛，小说就是要写人，写人性。其实想想，他的作品就是这样。

铁凝从文学观念上像孙犁，但风格不像。你看铁凝到现在，写了几十年，从来不写主旋律，不靠近政治，写人性、写婚恋、写爱情这些，这个观念是孙犁的。说起来挺有意思，铁凝并不主旋律，却当了作协主席，那些天天呼喊着主旋律的、唱颂歌的作家，反而当不上。

1988年，天津作协换届，孙犁那时的文学成就肯定是最高的，按理应该当选主席，但听说xXX组织了一大帮人，极力反对孙犁，结果孙犁没有当选，XXX当选了。这是1988年的一件大事，孙犁表面上表现得很淡然。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有人说，孙犁不想当作协主席，看不惯那里面的勾心斗角，开会什么的坐一会就走。反正天津的文坛，很复杂，乌烟瘴气。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的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

【注释】

[1]俞天白（1937-），1958年上海师大毕业，曾任《萌芽》杂志社编辑、副主编，《沪港经济》杂志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吾也狂医生》《大上海漂浮》等十余部，《现代人》《古宅》等中篇小说集6部，另有报告文学、散文集等。

[2]张朴（1922-），原名张玉方，曾任河北省文联创作部长、副主席、《河北文学》主编、河北作协副主席。作品有小说《向导》《水上姻缘》《地下医院》《神手》，报告文学《重见光明》《王国藩的故事》《三朵红花向阳开》，剧本《源泉》《星期六的晚上》等。

[3]铁凝发表《哦，香雪》后，孙犁写信给她，信中有这样的句子：“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是的，我也写过一些女孩子，我哪里有你写得好!”“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据当年参与评奖的崔道怡在《春花秋月系相思——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一文介绍，孙犁这封信发表后引起重大反响，甚至直接影响到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奖，因为《哦，香雪》并未入围第一批推荐名单，之后成为第二批入围名单，并一举获得一等奖，从此成就了铁凝。

[4]阿凤（1920-2002），原名王鸣凤，1949年后第一批工人作家，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员，天津市作协理事、副主席，《新港》编辑部副主任，专业作家，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小说及散文集《过年》《擦车》《提拔》《望鞍钢》《散文二十六篇》《在岗位上》《海河散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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