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两种遗憾

现在的作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他们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实践和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写作方法，几乎文学史上的多种流派都得到了综合实验。但是粗略看一下，又会发现两种不同的创作――不同的遗憾。

我们常常谈到，有的作家社会责任感非常强烈，有无法消除的道德义愤，对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格外敏感，对底层的苦难极为牵念，始终关注弱者――这一部分作家的精神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这是一种人格力量。可是对于创作的分析，则要复杂得多。因为某些时候，那种立场、那种批判的理念，那种强大的责任感，也会把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和想像力给压迫了。作家本来是必须保留广阔的感性空间的，这个空间越大，飞扬的想像就越多，千姿百态无拘无束的可能性就越大，生命的绚丽爆发才有可能。

所以对艺术家来说，无论具有多么强烈的关怀，多么坚定的立场，多么美好的关于人类生活的愿望，也还是有一个向艺术转化的过程。忧国忧民、苦难感，这是艺术家最重要的心灵质地，但不能是全部，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理念，让其压迫和局限创作的无限可能性。感觉的世界无限丰富无限开阔，一经压迫又会变得窄而又窄。在一个生活非常艰难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活得没有尊严，不同阶层斗争激烈，社会不平等现象异常严重，这样的社会，作为一个创作个体，他跟客观世界的对应性、二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非常紧张的。只要身处这样的国度，只要还有一点良知，他的作品必然包含呼喊、反对、揭露的声音，有时难免会写出那种强有力的、像报告文学一样的小说。这种作家当然让人尊重和感动，他们有强大的动力源。但是，这种动力源也应是飞扬不羁的想像的源头，而不是相反。

另一种作家生活在安逸的第一第二世界，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痛苦。从翻译过来的很多作品中可见，他们用尽了文学探索的各种各样的技巧和办法，写得千奇百怪，形式上的追求无穷无尽，总之非常精致――但那是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是由他们的生存处境决定的，而这对于艰难发展着的第三世界的不少读者来说，看了以后总觉得没有什么内容，苍白，打动不了他们的心。

这可能就是文学写作的两极，两种遗憾。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既不是匿名信更不是表扬信，也不是批判稿――一个作家无论有多么强烈的批判意识，无论有多么强大的道德感，无论面对着多么尖锐的社会问题，无论具有多么旺盛的用文学发言的欲望，也还是面临着一个最为重大的任务，就是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有魅力的文学作品。物质生活社会环境非常舒服之地，真的会有百无聊赖，真的会有杯水风波，因为身边没有什么强烈的故事刺激他，人的呼喊的欲望，反抗的欲望，也就大幅度减少下来。他们做的更多的一件事，就是技法上的革命，就是催生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式主义。

所以在第三世界，作家回归到一个真正的文学立场之后，会出现了不起的创作。回头看拉美的文学爆炸，就是这样产生的。那些国家经济落后，贪污腐败、专制，军人统治，黑暗，毒品，一应俱全。他们一开始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文学写作的黑夜，但毕竟走过来了。他们在艺术形式的探索方面，在勇气方面，也完全抵得上欧美的一流作家――可是他们又多出了更了不起的一些东西，即更多的道德义愤，更多的忧虑不安，更多的苦难和憎恨。

许多人说中国作家为什么写不好，即憎恨太多道德感太强苦难意识太强。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其实这些东西越多越好，这才是才华的真正组成部分――这些东西不但不嫌其多，相反它在作家身上永远是缺少的。问题是怎样将其转化为你的杰出的艺术，这才是问题的结症所在。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写出好的作品。一个优秀的杰出的小说家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写出自己最好的虚构作品。在小说家那儿，只有小说的魅力，才能够把所有的愤怒、忧虑、揭发、呼喊，更有对整个人生和社会的伦理把握，尽收其中――小说那张虚构的网，可以把一切网罗在里面，囊括在里面。

张炜，男，汉族，1956年11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山东省栖霞县。现为专业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975年开始发表诗，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文论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中篇小说《瀛洲思絮录》《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短篇小说《冬景》《声音》《一潭清水》《海边的雪》，散文《融入野地》《夜思》《羞涩和温柔》，长诗《皈依之路》《松林》等。出版有《张炜文库》（1-1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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