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写作者，对文学都有着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气”是最重要的。都说文无定法，但在“法”之外，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气”。我特别认同两句话，一句是“文者气之所形”，另一句是“气盛则神出”。那么，“气”来自何处？“气”如何才能盛呢？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情感，情感浓烈到一定程度，气自然就会旺盛，写作的过程，就如同火传于薪，轻易而自然，一发而不可收拾。近年来，我的散文写作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以往追求的是浓烈的效果，如国画中的积墨法，沉郁斑驳，而如今，我追求的是分寸感，类似于空灵的水墨画，但不管怎样转变，诗性的语言和丰饶的细节始终是我不变的追求。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语言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嗓音对歌手一样重要，好的语言应该入口即化，同时又回味无穷。我喜欢的作家，比如像契诃夫、福楼拜、老舍、汪曾祺、萧红……他们都特别讲究语言。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会像揉面一样不停地、反复地揉语言，揉出语言的劲道来。语言首先当然要准确，正如围棋大师吴清源所说：“棋下得最好的时候，每一个棋子要落在它应该落的地方。”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语言也是如此。作家要对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异了如指掌。方言是最有生命力的语言，我喜欢在方言中寻找灵感，不过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很鲜活，另一方面又容易形成阅读障碍，所以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是非常考验人的事情。比如我们老家形容美食有两句话特别有意思，一句叫“鲜得眉毛都掉了”，另一句叫“打嘴巴都不肯放”，这个大家都能明白。但有些方言比较生僻，比如我们老家把“竹椅”叫“蟹巴椅”，我有一个小说翻译成英文时，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就专门写邮件问我什么叫“蟹巴椅”，我当时就意识到这里产生阅读障碍了。语言是作家手中的武器，作家应该成为语言的守护者。我记得，卡尔维诺曾说，我们的语言正经受着瘟疫的侵袭，他认为：“文学，也许只有文学，才能帮助人们产生防止语言瘟疫传播的抗体。”语言的苍白、语言的平庸确实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问题，一个有追求的作家，要尽力反抗这样的语言。我希望能不断地突破自己，写出准确、新颖而富有活力的句子，使我们的母语绽放出的光亮。除了语言，我还特别注重细节。有人说，文章的大意思是由无数的小意思凝聚而成的，我很认同这一点，我觉得细节就是文章中自由呼吸的气孔。在散文《灶屋》里面，我曾写过一个细节。看一个家庭主妇是不是贤慧，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看她用过的抹布干不干净。干净的抹布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它放在锅盖上烘干后，就好像苏打饼干一样。我的一个朋友以前每次洗完碗，总是将抹布随手一扔，自从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每次都会洗得干干净净。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文学是慢的艺术，好作品是修改出来的。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漫长而又枯燥的过程，但我却乐在其中，我觉得句子碰撞发出的清脆的声响，非常的迷人。修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从“意思”到“味道”的过程。当我们写完初稿的时候，只能说我们的意思到了，里面有火气，还有杂质，只有通过反复的修改，才能像熬汤一样，熬出醇厚的味道来。在交稿之前我还有特别的一个仪式——反复地朗读。我觉得好的作品必须要经得起朗读，所有的艺术问题说到底都是节奏问题，一切都要服从于节奏，要让情感的节奏和语言的节奏统一起来，节奏对了，气息也就通畅了，读起来就会很舒服。文学是用来柔软、抚慰、滋润心灵的，一个作家的起点就是真诚，我们必须对这个世界怀着巨大的善意，去珍视生命中的微光。当我们用最大的真诚写下这些美好的句子，读者就会喜欢你的作品。我始终相信一个作家的真诚，读者是完全能够感受到的。摘选自《盛慧谈写作：好的语言应该入口即化》

盛慧，1978年生于江苏宜兴，15岁开始发表作品，创作近500万字，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花城》《天南》等刊物。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茫》《闯广东》、中短篇小说集《水缸里的月亮》、散文集《风像一件往事》、诗集《铺九层棉被的小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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