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忠义观

——透视三国系列之六

在儒家经典著作中，“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例如“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包括处理一切人际关系问题，例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到了汉代，“忠”与“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忠”逐渐转化为下对上特别是臣对君的道德观念，“义”逐步转化为同类人之间互相对待的道德观念。汉代以后，“忠义”二字开始连缀出现，人们用“忠义”来称赞一个人既能对上讲忠，又能对同类人讲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忠”的含义慢慢被局限在君臣关系上，“忠君”思想成为臣子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在《三国演义》中，“忠义”思想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同时情况也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既有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民间所讲的信义。小说一开头的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三位异姓结为兄弟，“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从表面上看，三个人是兄弟关系，但结义的实际目的，不过是为了帮刘备打天下。因而三结义中的“义”，其实质是恩义和忠义，对于关羽、张飞来说，尽“义”就是尽“忠”。试看第二十六回，曹操想留住关羽，派张辽去试探关羽的口气，张辽让关羽将他与曹操、与刘备的关系相比较一下，关羽回答说，他与曹操是朋友，与刘备是君臣。可见，即使桃园三结义中标榜兄弟情谊，但关羽与刘备从根本上仍然是君臣关系。关羽后来过五关斩六将，一心要回到刘备身边，就是他信守誓约，“不忘故主”，强调的都是“忠”，“义”在这里是附属于“忠”的。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都将关羽描绘为“忠义”的化身，而在“忠义”二字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仍然是“忠”。

同样，在诸葛亮的身上，也表现出非常突出的恩义和忠义的思想。诸葛亮之所以出山，很大原因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为了表现他的“忠”，他一生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八十五回里，刘备于白帝城向诸葛亮托孤，称他未能实现的理想是“同灭汉贼，共扶汉室”，如果儿子刘禅的确不才，则诸葛亮可自为成都之主。诸葛亮听后汗流遍身，手足无措，连忙向刘备表“忠心”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其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乎？”又说“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刘备死后，诸葛亮夙兴夜寐，忍辱负重，事必躬亲，都是为了报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他与刘备的关系，成为封建社会中君臣关系的典范，可见智慧能干如诸葛亮，也是把践行“忠义”当成自己的最高行为准则的。

“义”在《三国演义》中有很丰富的内涵：君主之义在于爱民，臣下之义在于忠君，朋友之义在于知恩图报，兄弟之义在于生死与共。桃园三结义的“义”之所以为后人推崇，是因为其“义”是所有这些“义”的集中表现。作为老百姓心目中的“仁义之君”，作者将刘备塑造成了“义”的典型。他任安喜县尉时，“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任新野牧时，民众以歌颂之：“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而兵败樊城、携民渡江之举，更是将他的“爱民如子”的“大仁大义”表现到了极致。正是凭着这种“义”的精神，刘备独占“人和”之利，文臣方面吸引了诸葛亮、庞统、法正这样的人中之杰，武将方面笼络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英雄人物，最终成就了鼎足天下的丰功伟业。关羽大意失荆州，被东吴所害，刘备无法控制为义弟报仇的感情冲动，决意伐吴，结果招致了事业和个人的毁灭。然而，这件事却给刘备带来了做人上的巨大成功，让世俗民众将他的鲁莽行为看为“义”举，可见“义”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作者还在书中屡次描写曹操的“残暴”，不过是为了衬托刘备的“仁义”，使俩人的形象形成巨大的反差。

总体来说，《三国演义》突出表现了“忠义”思想，但所宣扬的“忠”往往不讲是非邪正，只讲效忠于主子，这当然是一种落后和腐朽的思想，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我们应该加以扬弃和批判。但有关“义”的思想，如信义、情义、恩义等等，需要我们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书中多次写到“义释”，如曹操“义释”张辽、孙策“义释”太史慈、关羽“义释”黄忠和曹操、张飞“义释”严颜、诸葛亮“义释”孟获等，除了关羽“义释”曹操是报答曹操的厚恩之外，其他的“义释”都对被俘者给予了相当的敬重和礼遇，产生了正面的效应，因而这样的“义”，在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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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黎明，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先后从事过教育工作、公务员工作以及企业中高层管理工作。从1985年至今，在《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飞天》《散文》《散文百家》《文学自由谈》《台港文学选刊》等国内100多家报刊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600多篇。出版散文集《瞬间的灿烂》、励志类读物《做个知本家》（与张琦合作）、长篇小说《前途无量》、红学研究随笔集《万千滋味品红楼》。先后有10多篇作品入选不同文集，另有10多篇作品被《读者》等选刊转载，先后获得市级以上各类奖项10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