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房里写出一部作品，当然希望这个作品出来后，不要一发表就死掉，希望能存活1年、5年、20年、50年，如果幸运的话，100年还活着；持这样的想法，不仅仅是作家的虚荣，更是作家的道德。”

对经典化的理解是“活着”

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毕飞宇作客华中科大“喻家山文学论坛”时，就当代文学经典化话题阐述看法。

毕飞宇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写作时不去辨别经典，是荒谬的。可是任何一个写作者，包括自己在内，永远不会把经典放在说话和文字中，那不好看。“你何德何能？你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有这种不健康的想法？你的作品只是有经典化的可能。”

平时他脑海里实际没有经典这个词，换句话说，如果说脑海里有经典这个词，那可以用另外的一个词替代——“活着”。

毕飞宇说，如果写一个作品，第二天就会死，不为活着，那写它干吗？写作是为生的，不是为死的，他写作，就是要让自己的作品比自己更好、更久的活下去。

小说最高价值是上升到文化

如何让自己的小说活得更久？除了让在书房里的写作更考究、更积极，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必须有能力面对学院派的批评。学院派批评在中国历来不是好词，历来受质疑、讥讽。

毕飞宇说，但是他从来没对学院派批评提出过任何质疑。他是中文系出身，非常清楚一个作品面对着市场、大众、媒体的评价，那些东西可能是有效的，但真正有价值的，是学院派完成的。大众、媒体从来做不到使小说上升到价值，使小说上升到文化。

毕飞宇认为，小说最高价值，是上升到文化结构。曹雪芹虚构的林黛玉，鲁迅虚构的祥林嫂、阿Q，这些小说人物的名字，早已直接跳出了文本，构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某种情感价值表达。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无论出于虚荣、责任、野心，都希望小说上升到文化。离开学院批评，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

小说上升到文化，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具备文化的品质，二是必须有资格有能力面对课堂化。如果没有能力课堂化，讲你的作品的老师，听的学生，发现都是漏洞，都是问题，就不会再讲到它。

毕飞宇说，一个作品如何能课堂化？第一是作家的能力，第二是态度。很可能态度是第一位的。一个小说家，每天在自己书房里，还愿意不愿意把小说当小说，还愿意不愿意把自己当小说家，作品出来，还有没有一点担心和不自信，怕别人发现太明显的错漏——这些，决定着作品能否课堂化。

尤其是天赋，过了中年，几乎是没太多变化的。老天爷给你就给你了，是一个恒数。但态度永远是一个变数，像一个函数关系，它永远可以上升下降。尊重文字，尊重小说家的生活，尊重可能课堂化的可能，这就需要更积极更敬业更认真的写作。

毕飞宇说，他和朋友聊到过当代文学有的作品，只要作者再认真一点，完全可以写得更好，可是草率了，没有做到。

写作是羊和牧羊犬的商讨过程

毕飞宇说，中国作家偏感性，不太习惯思辨。思辨是他长期努力的方向。好在他是中文出身的，带着坐标上路，不会过分盲目。

每次进入写作状态，毕飞宇觉得自己是大地上一只羊，但旁边有一只牧羊犬。羊群在啃草，是非理性的行为，哪有草，有水，它们往哪走，但其实是有方向的，由身边的牧羊犬决定着。然而牧羊犬其实是尊重了羊的方向，牧羊犬所限定的方向，其实是羊群想走的方向，最终其实是羊和牧羊犬共同选择方向，是彼此商讨过程。

“云朵一样的羊群象征感知力，牧羊犬象征理性力量。一个是无比生动的感知，一个是强有力的理性。我不相信仅仅一个无比生动的感知能成就一部好作品，也不相信仅仅一个强有力的理性能成就一部好作品。”

毕飞宇十五年新作

《欢迎来到人间》

致每一个被迫完美的成年人“‘不要写你想写的小说，要写你能写的小说。’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这句话，我教书时起码引用了一百多次。但如果要给《欢迎来到人间》拎一个关键词，那却还是——‘我想写’。”历经十五年淬炼，毕飞宇写出了真正“想写”的故事。小说的创作动因来源于一则医疗新闻。当新闻结束的时候，小说开始了。毕飞宇：对小说我有“玩心”

记者：陈梦溪

嘉宾：毕飞宇

2017年6月25日，“毕飞宇研究中心”在扬州大学成立。扬州大学是毕飞宇的母校，“毕飞宇研究中心”依托高校的优势资源，旨在培养更多的优秀作家，共同推进江苏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创作。

十年前，复旦大学中文系聘请王安忆做创作专业教授，开始尝试曾经行之有效的文学教育模式。如今，许多大学的文学院都相继引进了一批知名作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不少大学开始聘任驻校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由莫言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苏童调入北师大；刘震云、阎连科、王家新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毕飞宇也加入了作家担任大学教授的行列。他的小说公开课讲稿被发到微博后引发了网友的追捧，他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剖析名家的经典作品，同时用准确实际的方法讲解如何写作一部优秀的小说，从《水浒传》、《红楼梦》、《聊斋》等古典名著讲到鲁迅、汪曾祺等现当代名家，再到海明威、哈代、莫泊桑、奈保尔等外国文学大师，毕飞宇的“小说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毕飞宇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在创作上的成熟度不仅超越了同时代作家，甚至超越了很多八十年代成名的前辈作家。在从传统媒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转型时期，毕飞宇可以被视为承袭了经典文学传统的代表作家。

唯一想培养的人是自己

记者：扬州大学是你的母校，学校称你是扬州大学的名片，尤其是文学系的学生也以作为你的师弟师妹为荣。这次成立研究中心的契机是什么？

毕飞宇：说我是名片这个言重了。读大学之前，我就是一个乡下孩子，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天天能有红烧肉，我在读书期间最大的收获当然是生命质量的提升。当我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因为浓郁的氛围，我知道了一件事，我是一个可以成为诗人或者作家的那种人。我最终没能成为诗人，可我成了一个小说家，这是可以接受的。我在读书期间收获了我的人生理想，最终，我成了一个践行理想的人。母 校对学子的偏爱通常是无与伦比的，学子对母校的感恩也一样无与伦比。建立研究中心这件事很简单，母校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需要任何契机。

记者：你曾经说过不希望毕飞宇研究中心成为只研究毕飞宇的机构，你对研究中心的定位是什么？

毕飞宇：这个研究中心不是我的，是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它的定位在哪里，应该由中心说了算。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如果这个中心只是研究我，那么这个中心就很局促，没出息，我又不是鲁迅、曹雪芹，研究我用不着花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我渴望的中心应当以中国的当代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大世界。

记者：你已经担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开设小说分析的课程，此次在扬州大学成立研究中心会做哪些方面的探索？

毕飞宇：首先我要给你说一说扬州大学的文学院，我读书的时候叫“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历史的原因，在文革之后，它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曾华鹏、李关元、叶橹、吴周文、孙露茜、石明辉……正是因为他们，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涌现了一大批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你问我中心有怎样的规划，很简单，一切以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为前提。学科上去了，研究能力上去了，一切就都上去了。

记者：毕飞宇研究中心在扶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帮助文学新人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毕飞宇：我没有具体的想法，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去培养文学新人，没有人需要我培养，我也培养不了任何人。请原谅我的自私，我虽然不年轻了，但是，我唯一想培养的仅仅是我自己。当然，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谦虚，他渴望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帮助，那我会尽力。事实上，我在34岁的那一年就做文学编辑了，经常在编辑部里头接待作者，有些人比我年轻，有些人比我年长，有些人比我谦虚，有些人比我狂妄，有些人在帮助我，有时候我也帮别人。我总体的感觉是，谦虚的人比狂妄的人走得更远。谦虚也不是一个姿态，其实就是怀疑自己的精神，也是一个开拓自我的方式。

中文系和培养作家不能划等号

记者：听说你在高考时的成绩并不太高，但老师看到你的作文后破格录取了，是这么回事儿吗？你认为在当今的高考体制下，高校的文学专业如何不遗漏掉有文学天分的学生？

毕飞宇：实际上也不是破格，我刚刚达到分数线，介于可录取和不可录取之间。我是踩着最低分数线走进来的，主要还是数学太差，数学本来是100分的试卷，到了1983年，突然变成了120分了，这意味着我又少了20分，你说多气人。刚刚进校，我惹事，被老师抓住了，老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毕飞宇。老师说，“哈，我记得你，本来不要你的，看你语文分很高，我们反复研究了你的作文，这才要了你”。这个女教师叫梅尚筠，她是我一生的恩人。实际上，现在的高考录取比我们那个时候科学多了，现在有自主招生，可以面试。在我看来，面试是最好的补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笔试的遗憾。

记者：有作家提出当下的高校文学院或中文系并不是培养文学人才的地方，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写作实践的课程比较薄弱，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毕飞宇：作家的成长比较复杂，它带有整合性，你很难说作家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在作家和中文系之间搞简单逻辑和粗暴逻辑。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可是，医学也不培养作家，鲁迅和郭沫若都成了作家。有一句话我想这样说，如果你喜欢写作，读中文系一定比读数学系好，这句话大概没有问题。许多作家进入高校，名义上是教师，其实还是作家，我们的工作主体依然是写小说，我们不会去做研究的，格非除外。你以为做研究那么容易？我们做不来的。

记者：你在讲课时提出，阅读小说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是怎么想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你的作品也在被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拿去做论文，在看这些研究自己小说的论文时您的感觉是什么？

毕飞宇：我也知道研究我的论文比较多，但我真正读过的并不多。我最喜爱的感觉是意外，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想，但是，在论文里，他言之成理，这反过来又启发了我。我喜欢这样的感觉。阅读的第一个境界是理解，第二个境界是发现。

小说家的文章通常更好看

记者：你的《小说课》在网络上发表后大受欢迎，你也提出分析小说不能用语言学，应该用哲学，这是否是作家讲课比较精彩的原因之一？

毕飞宇：学者或批评家的工作主要是论证，如果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就需要用很大的篇幅去论证它，对一般的读者来说，论证都是不好看的，它对阅读有更高的要求。小说家就不一样了，直截了当，他可以少论证，甚至不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的文章通常更好看一些。举一个例子，关于余华的描写，莫言说：“如果你让余华去描写一棵树，他会给你一棵树的倒影。”这句话很精彩，几乎成了余华的标签，可是，如果你要让一个学者去阐述同样的意思，也许需要好几万字。还有一点，读者的要求不一样，读者在作家这里渴望的是结论，而在批评家那里则是论证的进程。

记者：你在讲课中时常会这样分析：如果是我去写这段的话我会怎么写，您认为作家在分析文本时的优势有哪些？

毕飞宇：小说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诱导读者去设身处地、再身临其境，这是小说的基本功能。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在阅读的时候也会有另一种身临其境，那就是问问自己，换了我会怎么写？许多小说为什么在有些地方没有按照“我的”的思路去写？这就是一个问题。我就是在这样的问题里成长起来的，在课堂上，把多重不同的可能性一起呈现出来有很有好处，同学们可以比较。事实是，如果一个人学会了选择更好的表达，那就说明了一件事，他的审美能力提高了。

记者：你在解读他人的小说时反复提到一个词“把玩”，认为小说可以严肃，也可以当成一个玩具、一个手把件，重点在于一遍又一遍地摩挲。这种“把玩”的心态对于分析文学作品有哪些好处？

毕飞宇：无论是写还是读，我都有玩性，有玩心。我把这种“玩”当做挚爱。你同意我也好，批评我也好，我都会实话实说。有一点你必须承认，人是有功利心的，但是，在审美面前，我们并不功利。写作我不敢说，我在阅读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功利的，我的心很清澈，鱼翔浅底。话又要说回来，阅读的时候你的功利心又有什么用呢？你能治好林黛玉的肺结核，还是能把薛宝钗给娶回家？小说是虚构，它应对的是徒劳。从本质上说，文学是苍凉的，这是生命的本色。文学无用，它只是大安慰、大无奈。当然，文学一定有它肃穆的一面和现实的一面，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免责声明：本公众号发布的图文只为交流分享，源自网络的图片与文字内容，其版权归原作者及网站所有，有疑问敬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