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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红了》作者琦君:写文章时心情应是至真至善至美的

琦君给写作者的建议01我知道你们每一个天真纯洁的心灵里,都有写不完的好文章,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罢了。我希望我能慢慢儿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怕自己不会写,更不要性急。第一,你们还是要多阅读,读了别人的好文章,仔细研究他的结构布局和造句,美丽的辞句与独特的意境要摘记下来,时时温习默记。到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期然而然的好句子就源源而来了。第二,你们要多多体察外界的事物,训练脑子多作有系统的思想。比如说你在漫天风雪中看见一个乞儿,你就应以充满同情的心,观察他的神态动作,研究他的家庭状况,以及流浪街头和失学的原因,你内心一定会涌上许多感想,把它写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要写文章才去体验观察,是因为体验观察之余,有一种情绪使我们不能不写。平时有感想就记下来,哪怕是三言两语都好,不必一下子就求写长篇。做日记是练习文章最好的方法,因为日记是你自已的生活体验,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成分。02你总要写你自己知道的而且有兴趣的东西,自己生疏的事物不要勉强去写,那一定会失败而且减少你对写作的兴趣的。写章不仅要练字练句,更要练意,要练到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才是人间至文。华丽的词藻固然可以装饰文章的外表,可是如没有“真善美”的内容,读起来骨多肉少,终未免“以艰深文浅”之讥。写文章必须避免平庸的感伤情调,要有一种超凡出俗的崇高意境。有了灵感并不是马上可以成为好文章,还须加上耐心酝酿,才能产生精心创作。他说写作有如酿酒,现实的生活经验是米和水,天才和灵感就是酵母,把酵母加入米和水中,并不是马上可以成酒,必须要一个相当时期的酝酿,使米和水起了作用,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一酒。酝酿得够,作出来的酒才够美,这才是作者以生命创造出来的文学。03做人和写文章一样,写文章时心情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你总愿意你的文字予人以更多的快乐与美感,那么你一定要培养一颗优美的心灵。读书一定要做笔记,手到自然就眼到心到了,口到不一定要到,有时默读反而快。读后抄下自己喜欢的段落或句子,摘录大意,记下作者与书名,写点自己的感想,这本书就成了你的朋友了。04好的文章必须语语动人,字字珠玑。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做到:①平易;②净化;③蕴藉;④真挚。05像树木花草一样,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若能忘掉故乡,忘掉亲人师友,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06生涯中的一花一木,一喜一悲都当以温存之心,细细体会。哪怕当时是痛苦与烦恼,而过后思量,都可以化痛苦为信念,转烦恼为菩提。07好的语言要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二者结合要做到恰如其分。然而,是形式决定内容,还是内容决定形式,却没有僵化不变的标准。好的语言是灵动的水,又是沉稳的山,只有在内容的沉稳和语言的灵动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才是最佳的语言表达状态。而如果写作时能够自由灵活地表达真情实感,就能达到语言表达的理想境界。

08

青年人喜欢新奇是好事,但一味追逐新奇,模仿新奇,而不凭自己深切的感受而写,纵然可以取宠于一时,却不是永久的。我国古典文学宝藏无穷,可以由浅入深,慢慢地读,慢慢地培植起来写作的深厚根基。

09

在一篇稿子写完之后,总要来回看好几遍,检讨上下文语气是否贯穿,全文前后是否呼应,是否有矛盾。遇有句中声音太接近的字或重复的字,总要尽量修改,尽量做到“文从字顺”。

琦君:一个世纪的寸草心

以母爱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

白先勇先生曾回忆,自己在大学时代就经常读到琦君的文章,那时琦君已经是前辈名家。很多国内读者则是直到四十年后才知道《橘子红了》,那已经是琦君85岁时的创作,此书改编成电视剧热播之后,很多人都记住了那个温柔而又刚毅的大太太,是妻子,也是母亲,有一个在城里做官的丈夫,自己却安守在乡下老宅。这个貌似配角的形象如此丰盛饱满、栩栩如生、深刻入骨,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琦君一生都在书写自己的母亲,留下了很多关于母亲的散文,诚如白先勇所言:“琦君最感人的作品,都与母亲有关。”

琦君于1917年生在一个儒将之家,父亲曾官拜师长,在城中有一个姨太太。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琦君在幼年时代就体味至深。后来,琦君上中学时去城里和父亲同住,有一段时间,父亲回到故乡,住了好几个月,和“恩爱的二妈”第一次远别,于是琦君要负起代她写信给父亲的任务。琦君发现,写完信,开完信封,二妈并不马上寄出,而是到了夜深人静之际,到书房里,关起门来,把信仔仔细细重抄一遍。原来二妈有很多字写不出来,要琦君写个草稿,自己再抄成亲笔信,真是用心良苦,想到父亲在读她的亲笔信时心头会有多么甜美,琦君不由得在心中暗暗叹息:“妈妈呀!你为什么不也亲笔给阿爸写信呢?”

年少时的琦君无时无刻不在替母亲操心,在学校里念到两句词:“换雨移花浓淡改,关心芳草浅深难。”仔细体味,觉得正是母亲的心情,就写信给母亲,把这两句词抄给她,代母亲回信的二叔透露说:母亲把这两句词翻来覆去地念,边做事边哼。母亲手艺了得,家务事无一不精,琦君描述她为父亲绣过年穿的绣花鞋,连带给“如花似玉的二妈”也绣了一双,令琦君生气:“您为什么要给她绣,为什么?”母亲叹口气说:“你不懂,我若只绣一双,你爸爸就会把它给了她穿,自己反而不穿。倒不如索性一口气绣两双,让他们去成双作对吧。”母亲说这话时,有一种特别的斩钉截铁。琦君这样描述接下来的一幕:旁边的五叔婆听见了,尖起嗓门说:“世间真有你这种人,花这种冤枉心思。”念佛的姑婆忍不住了:“五嫂,您别这么说,她的心思您哪里会懂?”的确,母亲的心思,恐怕只有女儿最懂,即使在少女时代,琦君也觉得,五叔婆那种暴跳如雷的草包性格,真是比年少的自己还不懂母亲的心意。

一个女人要走过多少路,才有资格被称为母亲?琦君对母亲由敬畏到爱,完全是因为在这个大家族中的耳濡目染。她亲眼看到母亲是如何处理信佛的长工和信耶稣的花匠之间的争执:“我们信佛的靠天,他们信耶稣的靠上帝,我想想也都是一样的。”母亲真正是个圆通的人,比读书人还圆通。她也亲眼看到母亲如何同情三叔婆,一个金发碧眼的娴静的巴西少女,跟着三叔公回来之后遭到虐待被赶出门,母亲收留了这位姨太太:“旧式女人总是认命的,像三叔公的表姐(大太太)那样武则天似的,我也看不来。”琦君称自己的母亲绝对不知道什么女权主义者,但她一生为人处事,都是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作为最高的考量。或许正是这一点,给了孩子铭记一生的最高教养。

琦君的文字并不华丽,却被誉为华语文坛最温暖的一支笔。出身名门,也历经家族变故,1949年赴台后更是遍尝艰辛,这一切却不能令琦君的文笔变得有一丁点儿的尖刻,她总是温柔地讲述苦难,在平淡中蕴藏深情,正是那些毫不雕饰、如口语般亲切的字句,无数次令人热泪盈眶,感动又酸楚。一个真正温柔的人不是因为天生温柔,而是饱受痛苦磨砺之后才生发出那份强大的温柔,并用这份内在的、坚定的柔情对抗来自外界的痛苦。琦君在母亲逝世四十年后的一个母亲节,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作为礼物,因为儿子忘记了,琦君却没有忘记,她把那枚戒指,献给自己始终思念的母亲。她永远记得来自母亲的宝贵馈赠。

国学深厚,疏朗大方

琦君国学根柢深厚,在台湾当代作家中少有人能与她抗衡,而且琦君的白话文只见古文的精准,绝无深僻难懂的字句,读来清浅自然,却是一字也增删不得。琦君曾说每写完一篇文章,一定逐句阅读,如删一字读得通则一定删。就像所有风行不坠的艺术,它不是深奥得只属小众阅读,也不是单薄得读过就忘,而是简洁深刻。

橘子红了,夕阳红了

2001年,根据一份由台湾知名连锁书店针对业界、读者、作家、文教记者等票选而出的调查报告,高龄85岁的琦君以小说《橘子红了》销售十万册,被誉为2001年台湾出版界的风云人物。

琦君的墨缘与姻缘

琦君自大陆赴台后,逐渐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并成为知名的散文家,彼时她已年过三十,却还没有结婚。然而一封读者来信却开始了一段好姻缘,这位读者被她的文章吸引,两情相悦,成了她的先生。后来琦君还随先生一起赴美,做了全职太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直至2006年琦君九十岁辞世。

海音的北平,琦君的杭州

琦君的作品诚意正心,典雅清丽,白先勇曾将其与另一位台湾作家林海音相提并论:“林海音写活了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而琦君笔下的杭州,也处处洋溢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琦君的散文名篇《泪珠与珍珠》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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