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与时代

文│冯骥才

一

这是一个命题的演讲，题目太宏大，但是如果真的钻进这个题目，它又是一个每个作家必需面对、必需思考的话题。

一个严肃的作家必需十分清楚自己——

为什么写作？

面对谁而写作？

与时代是什么关系？

这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写作的原点。

由于写作是作家个人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样才有千差万别、丰富多彩的文学个性。但是，不管你怎么选择，你都不是超人，离不开你的时代。你生活在你的时代特有的现实里，你身上带着你的时代特有的色彩与局限。你和你的同时代人纠结在一起，你有意或无意地与他们一同向往与渴望。

如果你选择为自己而写作，你所写的依然还是你的时代中的自我。不是鲁迅那个时代的自我，更不是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自我。如果你写历史，也是为今天去写历史。如果你游戏笔墨，戏谑人生，或者你把写作看成一种单纯的文本试验，从未来看，也会是这个时代一种具有社会学价值的文化现象。

我还想说，一个严肃的作家，不会糊里糊涂一路写下去，总会隔一段时间，回到刚才说的原点，想一想那几个问题：为什么写，写给谁，与时代的关系。为了不迷失自己。

所以说，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还是应该想清楚，愈自觉愈好。

二

作家首先被他们的时代经历所区别、所界定。

说到我个人，我是个跨越多个时代和时期的人。从年龄上说，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文学上说，我的写作与改革开放同龄。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78年出版。

我身上有不同时代积淀下来的文化层。时代多次强势地介入我的命运。我的人生有太多社会与生活的变迁与转折。这就使我分外关切时代，使我习惯于思辨与追究，使我专注和倾听于大众，在乎普通的读者；使我总去惦量放在自己笔管里的社会良心。这没办法。可以说，这是时代对我的一种强加，但同时也是我的主动承担。

这是一代人特有的文学。

三

说到这里，就要说到近二十年来，一直被记者们追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在自己写作的鼎盛年华放下了笔，放下了心爱的文学，投入到当时最边缘、没人关注、充满艰难的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去？从充满魅力的稿纸走入一片茫然的田野大地？

这确实是一个一言难尽的问题。其中，太多的无奈、困难、挑战、百感交集，也太多的激情。我在一本自我的口述史《漩涡里》写道：“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我承认，没人推我跳进来，是我自己情不自禁跳进来的。”

这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从文化看，我们的社会正悄悄进入一个文明的转型期。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一共经过了两次根本性的转型，一次是由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转型，一次是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欧洲工业革命发生得早，转型基本完成。我们真正的转型却在当下。在文明转型时，前一个文明阶段的文化一定要瓦解，被新的文明渐渐更替。

同时，我们又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还伴随着消费主义、网络时代、手机社会。一切都是来势凶猛，势不可挡。几千年超稳定的农耕文明必定要遭受狂风巨飙般的冲击。虽然说农耕社会的瓦解势所必然，但民族的文明传统与自己的基因必需传承，不能中断，必需保护。为它呼吁，为它工作，难道不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吗？

有人问我，这是一个作家要做的事吗？那么它应该由谁来做呢？在巴黎遇到城市现代化冲击时，作家雨果、梅里美、马尔罗不都站出来了吗？当敦煌受到劫难时，画家张大千、常书鸿不也自愿奔往渺无人迹的戈壁滩上？

有人问我，你凭着什么对这件事要付出一连二十多年几乎全身心的投入？我说，除去理性的自觉——文化责任之外，还有作家的情怀。作家是“情感动物”。惟有作家对土地、对大地人文、民间的文化及审美情感才有这样深深的挚爱。当自己热爱的文化身处风雨飘摇之时，你只是在一旁惋惜它，为它叹息，还是迫不及待地动手去抢救它？就像一个医生面对危在旦夕的病人，你是对他进行科研，还是救火一般去抢救他？

所以我说，我做文化抢救和单纯的学者不一样。既是文化行为，也是感情行为。

还有，正由于我这一代作家与时代非同寻常的关系，才使我放下写作的笔，走进文化抢救和保护的漩涡。

四

好了。我把我与时代关系简略地说清楚了。

当我七十二岁后在田野行走吃力了，在书斋的时间多了起来，有时间写作了。在文化保护那些年，我一直没有间断对文学的思考。我当时没想到，以后还会有时间来写。

比如，当年我保护天津的老街和老城区时，我认识到一个地方最深刻的文化，是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地域性格。它形成于城市的历史中，也是一种遗产。但是，在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这种地域性格也要渐渐淡化。地域性格是无法保护的，也无须保护，只能用笔记录下来，于是我重返文坛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集是《俗世奇人》。

再比如中西文化关系一直是我关切的问题。它关系到当下，更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当一种文明遇到另一种文明，不一定是更文明。反过来可能是灾难的。殖民时代就有很多例证。现在仍然有人把文明的不同当作冲突的借口。若要找到最好的途径，必需深刻地反思历史。为此，我把这些思考放在多年里一直在心中酝酿的一部悲剧性的小说《单筒望远镜》里，写了出来。

作为作家，我把人性的探索、文化性格的刻画、人物的审美创造，还有文本、方法和语言的运用，都看得十分重要。但我看得最重要的还是思考。思想是小说的灵魂。这个思考必需在社会深深的肌理里，人性的冲突里，时代的漩涡里。面对这些，作家不能躲避，只能承担。

承担是一种精神责任。这种精神责任是作家一种自我的选择。

我喜欢对时代自觉的文学，有责任的文学。因为，有责任的人生是有分量的，有责任的文学不会轻飘飘。

冯骥才 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中国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种。代表作《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一百个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韩、越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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