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作家，在真正成为作家之前都从事过一份可能令你意想不到的工作：写下《尼罗河上的惨案》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做过助理药剂师，日本科幻“御三家”之一的星新一经营过医药公司，《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哈珀·李做过航空公司订票员，毕业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是因志在文学放弃了“铁饭碗”，专事文学写作。

虽然难以想象他们前后的人生同属一人，但我们还是能在作品中找到他们过往的印记。在当代中国，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在你的印象中，一边放牧、一边写作的小说家你能想到几个？如果再加上挖过虫草、做过工人、当过保安、做过兽医呢？

可能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的确有这样一位作家，而且还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鲁迅文学奖的得主。就在去年8月，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这位作家凭借中篇小说《荒原上》获奖。他就是青海省蒙古族青年作家索南才让。

时隔半年，索南才让获奖后最新小说集《找信号》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继续“书写广袤的草原，和草原上那些可亲可敬的人们”。

索南才让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现场致辞

马背上的鲁奖作家

索南才让不是传统印象中的那种书斋式作家，他的生活经历大概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要丰富多彩。14岁起，索南才让挖过虫草，做过工人，当过保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兽医。文学写作并不是他的主业，伴随他日常生活的更多是牧民的身份。

“我从学校出来开始放牧以后，极其枯燥而无聊的重复的日子将我折磨得够呛，这种时候是书籍的出现拯救了我。我是从看武侠小说热爱上阅读的，有那么几年时间，我沉迷于武侠的世界不可自拔，放飞自己的想象，构建自己的武侠世界。这种无拘无束的幻想营造了特别好的想象的土壤与空间，所以当我开始接触严肃文学作品，开始了解到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品的时候，当我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给我带来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而奇怪的就在于，我居然在对这些伟大作品膜拜式阅读中产生了写作的冲动，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动。我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姿态，开始了文学创作。”

但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受过什么专业写作教育的牧民，在37岁的年纪便将“《钟山》之星”文学奖、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鲁迅文学奖收入囊中。可以说，索南才让是天生的小说家。

在草原上，索南才让是一个地道的牧民，赶着牛羊，和酷暑、寒风作伴，从一个牧场辗转到另一个牧场，偶尔还要在深夜与狼群对峙，面临生命的威胁。在牧民朋友眼里，他同时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在一帮不识几个字的朋友中，我居然在写小说，这对他们来说实在不可思议。因为我也只读过几年书，他们不明白我怎么会写出几十万字。”

作为牧民，索南才让对自己的身份有着深刻的反思，他称自己为“最后一代游牧人”：“游牧生活到了今天，已经不存在真正的纯粹性了，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就是最后的游牧人。”

也许正是“最后一代游牧人”的身份带给了他责任感，索南才让的关注点不止于描写民族的历史、风物等，而进一步从深处挖掘牧民的内在精神和心灵：“我更多地关注游牧文化到了危机时刻，青年一代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危机。一些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未来产生怀疑和质疑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不确定未来采取一种听之任之的态度，这不是消极，而是变革的必然行为。”

草原最后一代游牧人

我们大多数人在农耕文明中成长起来，对于城市化进程带给农民的影响感触更深，而作为牧民，索南才让对现代文明冲击游牧文化有着更深的体会和危机感。他的作品主人公往往不是那种纯粹的、原始的牧民，而是有着都市文明印记和游牧民族特性的青年牧民。他们处于时代的转型之时、文化的十字路口，过去和未来在他们身上同时显现。

“或者说果决也罢，或者说草率也罢，他们对待自己的命运，不会像老一代人那样，早早地去形成一种固定的框架，而后心安理得地在里面生活。对于青年来说，未来充满未知和机遇，面对一个完全展开来、有无限活法的时代，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与小说集同名的短篇小说《找信号》，讲述了一群青年人在沙漠中寻找一个牧民遗体的故事。索南才让把寻找遗体的任务和冲突放在没有信号的沙漠这种极限环境中，来展现游牧文化面临现代文明冲击时牧民生活态度的畸形以及对待死亡的方式。

小说《和一头牛共进晚餐》和《无界的暗夜》则突出了青年牧民与动物的和谐关系，人与动物的动人连接：前者讲述了“我”在鞭打一个不听话的母牛后意外伤了腿，这头被鞭打的母牛救了“我”，“我”因此决定郑重地与它共进晚餐。索南才让借“我”之口批评了牧民重视赛马轻视牛羊的功利态度，又通过人与牛共进晚餐这一看似反常的行为，让人和动物的“互养”关系重新得到彰显；后者则通过宁高对“养一头可可西里公牛”的执着和摩托车给他们家带来的灾难，让现代工业文明对牧民的异化和伤害，与留存在牧人基因中的对血性与野性的渴望形成了鲜明对比。

迷失信仰这一宏大的主题，索南才让不从部族的高度去写，而是在小说集里将其落实为个体层面上的失去父亲。这种失父既有生理意义上的死亡，也有人格意义上的坍塌。

在《午夜的黎明》和《无界的暗夜》中，失去父亲的年轻牧人们，或在孤独和脆弱中回忆着父亲在世时的生活片段，重复着父亲的生活习性、动作，或不敢相信父亲的逝去，陷入了不真实感和失重之中。

与生理上的死亡相对应的，是《哲学教授》《找信号》中父亲人格上的倒塌。《哲学教授》中的父亲吹嘘自己在异性面前魅力无穷，却在哲学教授李静到来时，“变得又傻又听话”；此外，部族里上一辈男人们在几十年前犯下的罪恶，在李静的深挖下也完全暴露出来。

在《找信号》中，借高利贷后无力偿还的父亲在与儿子更登加措大吵一架后失踪。几个年轻人进入信号全无的沙漠寻找失踪者。当荒漠中腐烂得不成样子的父亲被找到后，这些年轻人感到恐惧、慌乱而虚无：“他们站在燥热难耐的公路上，尽量缩小自己的身体。……他们两个像两块酥油，正在慢慢融化在大地之锅中。”

无论是父亲身体的死亡，还是人格上的倒塌，“失父”后悲伤、脆弱、恐惧的年轻人，最终都要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找到自己的信号。这信号可能来自过去，也可能来自未来；这些青年牧民，可能是草原最后一代游牧人。

草原文学不能只写草原

草原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体系中耀眼多姿的一条脉络。云朵般的牛羊、如海浪般起伏的草原、飞驰的骏马，是人们对草原的最主要想象，对这些风物的描写，也常常是草原文学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显见特征，但《找信号》却不止于此。

对草原牧民生活好奇的读者，固然能在《找信号》中得到满足，感受粗粝而真实的草原环境与牧民生活细节，但描写草原特色风物只是草原文学最浅层的特征，更深一层的是作品语言所传达出的风格。索南才让的作品中很少有大段的铺叙和描写，不以文笔见长，但读过的人却完全不会觉得有任何贫瘠之感。正如评论家行超所说：“我们见惯了那些细腻的笔法、敏锐的感受、日臻完善的写作技巧，但这些作品的‘内核’却常常是虚弱、空洞的。索南才让几乎就是这种写作的反面，他的小说充满了粗糙的、近乎原始的力量感。”

这种作品的风格化，来自于草原特殊的环境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索南才让“少数民族作家”标签的集中体现。可他本人更注重自己的“作家”这个身份：“哪怕一个作家一生都在写少数民族的体裁，也不能将他定义为少数民族作家。好作家，绝对是超越民族性，在更广阔的意义上产生效应的。”这种超越，是索南才让在《找信号》中极力想要达成的。那一个个在平庸、放纵甚至沉沦中挣扎着寻找救赎的普通牧民，能够触动每一个迷茫的灵魂，无论他面前是城市，是农田，还是茫茫的草原。

写作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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